赵次公注在清初的流传及其辑佚——以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为例

赵次公《杜诗先后解》是杜诗学史上一个首开先河的注本,其命运与世沉浮,从最初竞相为注家引重,到清代的散佚,与其注释内容特点密不可分。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十分重视该注本,对其大量引用和驳正,从而使我们了解清初注家对赵注的看法及其散佚之缘由,亦可据《杜工部诗辑注》进行辑佚。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成书时间考辨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与钱谦益《钱注杜诗》共为清代杜诗注本的奠基之作,对清代杜诗学影响深远。然其书的最初刊刻时间一直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的辨析指出,以往学者以顾炎武《日知录》的初刻时间来判定《杜工部诗集辑注》的初刻时间是不可靠的,该本最早的刊刻时间应是康熙九年。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校勘发微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是清代第一个对杜诗进行全面而详尽校勘的注本。它继承既有成果,以蔡梦弼《草堂诗笺》为底本,参校各种宋本,综合运用史实、地理、训诂、文学、版本等各方面的知识,对杜诗异文作出精审的辨析和取舍,取得了集大成的成就。其校勘成果基本为仇兆鳌《杜诗详注》继承,奠定了今日杜诗文本的基础。

钱谦益与朱鹤龄交往考论

钱谦益和朱鹤龄均为清初的著名学者,同为苏州人士。两人因相近的民族立场和学术旨趣走到一起,合作笺注杜诗达七年之久,但数年之后却因立场和学术分歧反目成仇,演成当时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公案。文章试图通过二人交往的排比分析,发覆其交好和交恶的真相,揭示二人交往对清初学术的影响。

顾炎武与朱鹤龄交往考论

顾炎武《与人书》(十年阔别)之受者,学界迄无定论。据笔者考察,当为清初著名遗民学者朱鹤龄。顾炎武和朱鹤龄同为苏州人士,交往甚密。清初两人一起参加"惊隐"诗社,炎武对朱氏的学术道路起了决定性影响;炎武北游后,两人至少三次书信往复,砥砺气节,切磋学术。两人的交往,对清初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点校出版

《杜工部诗集辑注》是清初具有集成意义的杜诗注本,其传奇色彩、遗民底蕴和学术价值近来得到高度重视。它的出版,对推动杜诗学的深入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的发轫——以《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敬呈同好诸公》为中心

南京图书馆所藏徐树丕稿本《杜诗执鞭录》中的《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敬呈同好诸公》,实为朱鹤龄《愚庵小集》中《秋日述怀二十四韵》未删之原稿。通过此诗提供的原始信息可知,朱鹤龄于甲申(1644)之秋已经完成一部名为《杜诗辨注》的注杜初稿。从《杜诗辨注》的草创,到《杜工部诗集辑注》最终成书,前后经历了二十七年的漫长历程。朱鹤龄将一百韵原诗进行大幅删削的原因,除了诗中涉及南明弘光朝等“违碍”内容之外,还由于他在“钱、朱注杜公案”中屡受诽谤和攻击,多年以来背负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故其晚年不愿再触碰注杜的话题,从中亦可管窥朱鹤龄数十年间注杜心态的极大变化。

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三题

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是李商隐诗歌的第一个完整注本,其序文从政治、道德和艺术三个方面,对李商隐及其诗歌作出了全面而高度的肯定,促进了清初李商隐研究的发展;注本在学术方面具有执简居要、考证精审和追根溯源的特点,为历代注家和学者所重视。朱注与清初学习义山诗的风气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由此生发的注本与文学的关系值得今人思考。

朱鹤龄《愚庵小集》考述

朱鹤龄《愚庵小集》是被《四库全书》著录的清初唯一的遗民文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较高的文学价值,但迄今文学史很少涉及,甚至没有一篇专文探讨。本文通过对《小集》的编撰、版本以及内容、艺术和文学思想的全面考述,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朱鹤龄性情观述评

明清易代之际,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再度高扬,很多有志之士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也有一些人采取逃避隐居的办法面对现实。然而清朝的政局日益稳固,复明的希望日益渺茫,能否坚守气节,能否保持性情,是很多遗民面临的艰难考验。为此朱鹤龄提出了要保持"性情之正"的说法,希望大家守住气节,心存明室。

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研究

(一)朱鹤龄注杜始末朱鹤龄(1606-1683),字长蕉,号愚,江苏吴江人。明末诸生,入清后绝意仕进,屏居著述,时人把他和藍屋李中孚()、余姚黄太冲(宗羲)、山顾宁人(炎武)并称海内“四大布衣”①。他与当时著名学者钱谦益、顾炎武过从甚密,在经、史、子、集各方面都颇有造,其行世著作有《李义山诗集笔注》、《辑注杜工部集》、《尚书埠传》、《禹贡长篓》、《诗经通义》、《读左日钞》等。

朱鹤龄杜诗辑注平议

清初朱鹤龄和钱谦益在注杜诗过程中的离合关系以及两家杜诗注的异同，堪称杜诗学中的一大公案。当时除了朱、钱两人互相辩难之外，双方的亲友门生也多有上阵助战者。双方各执一词，难有公允之论。到了现代，洪业先生在《杜诗引得序》中首次对此重公案作了相当详细的论析，但由於洪序细述钱。

朱鹤龄《与李太史论注杜书》的“李太史”为谁

陈寅恪先生遗著《柳如是别传》(以下简称《别传》。)繁证博引,能够做到以诗证史论世知人,这就非胸罗万卷,博通古今者不办。可是也正由于贪多务得,把好多不涉及《别传》范围的事,也一揽子归纳进去,未免离题太远,喧宾夺主。例如:牧斋笔杜诗,在收斋一生的功业来说,确是一部不朽著作,但和河东君并无关涉。

诗史、索隐与晚明记忆——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初探

作为第一部完备的李商隐诗集注本,朱鹤龄的《李义山诗集笺注》自刊行伊始便风行一时,旋即成为清代李商隐诗注的蓝本。推求至隐的解读,使李商隐一扫晚唐以来诡激轻薄的恶名,以心怀忠愤、寄托遥深的形象出现在这部笺注中。李商隐的“忠愤”在朱鹤龄的刻意选择中渐渐明晰,吴地文人的集体记忆隐现其间。诗史、古典今语、晚明党争的历史记忆绾合在一起,形成这一注本幽深而复杂的历史内容。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研究综述

明末清初是继两宋时期"千家注杜"以来杜诗学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出现了众多的名家与注本,其中朱鹤龄的《杜工部诗集辑注》作为有集大成意义的杜诗注本,对两宋以来的杜诗学资料进行了细致又全面的总结及开拓,是后代研究杜诗的重要文献。近年来学界对朱鹤龄及其《杜工部诗集辑注》的研究,主要包括对朱鹤龄生平及交游、朱鹤龄诗歌思想、《杜工部诗集辑注》的内容体例及特色、《杜工部诗集辑注》的价值及影响以及对朱注与钱谦益的《钱注杜诗》的关系及比较研究。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梳理,有利于对朱鹤龄及其《杜工部诗集辑注》的深入研究。

朱鶴齡《禹貢長箋》四庫提要考辨

通過輯録分析朱鶴齡《禹貢長箋》六種不同類型的四庫提要,我們可以發現浙本總目提要、殿本總目提要以及文瀾閣本書前提要同屬於一個文本系統,其中浙本與文瀾閣本文字内容一致,與殿本面貌差别甚小;而文淵閣本書前提要、文溯閣本書前提要及文津閣本書前提要文字内容一致,同屬於一個文本系統。兩個文本系統差异較大,與第二個文本系統相對照,浙本、殿本以及文瀾閣本存在大量文字删節情况,而其所删内容,皆揚鶴齡之功。與此同時,館臣對鶴齡的批評亦并非全然確論,故朱氏之書的價值不應被忽視,需要重新得到我們的認識與再評價。

从《愚庵小集》看《四库全书》对清初别集的著录标准

朱鹤龄《愚庵小集》是《四库全书》著录的清初唯一的遗民别集。除了传统的文学标准,《愚庵小集》的入选既与四库馆臣对朱鹤龄同钱谦益矛盾的刻意利用及对《愚庵小集》的删改有关,也与文集本身丰富的学术底蕴有关,体现了乾隆及四库馆臣对清初别集的新的选录标准。

惊隐诗社“性情”论

惊隐诗社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社之一。该社产生过顾炎武、归庄、朱鹤龄、吴炎以及顾有孝、王锡阐等在当时影响力比较大的文论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主张。惊隐诗社成员将抒发"性情"作为诗歌的本质。诗人们认为"性情"并非一己之私情,而是与人品道德社会治乱相关的真情,因此涉及到"求真"、"守正"、"用世"、"存史"等方面。这是对传统"性情"说的突破,在清初盛行一时。

“停”“亭”漫步

杜甫七律《登高》被称为“旷代之作”,被很多高中语文教材编选。其“潦倒新停浊酒杯”句中“新停”,教育部新编教材注解为“刚刚停止。杜甫晚年因病戒酒,所以说‘新停’”。“潦倒新停浊酒杯”,关于此处“新停”,有的版本如仇兆鳌、朱鹤龄等版本,写作“新亭”。但注家通常都注解“新亭,即新停也”。〔如《唐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原因何在呢?

对于当前杜诗校注的管见

《杜工部全集》在南宋已有“千家注”的标目,虽出于坊贾的夸大宣传,毕竟是集诸家之长,汇集了前贤研究杜诗的成果于一编。尽管它真伪杂糅,未可全信;但披沙拣金,往往得宝,也不乏名家读杜的真知灼见,可资参考。问题是在于如何“去伪存真”把这些“文化堆积层”,供我们利用耳。 清代注杜的成绩,远远超越宋人。从钱谦益的“钱笺”问世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