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态复仇下朴素正义观与现代刑法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朴素正义观”是近年来司法领域的一个热词,法律适用中尊重人民群众朴素正义观是现代刑法正义理念的核心。同态复仇下朴素正义观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植根于社会民众的情感价值中,尽管与现代刑法正义理念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也不能全盘否定该朴素正义观对现代刑法正义理念的维护与促进。构建现代刑法价值理念与朴素正义观相融合,要创新刑事司法中人民陪审员的庭审模式,法官需在自由裁量权内充分考量朴素正义观,并加强刑事立法中对朴素正义观的回应。

以法律治理校园欺凌的法理学依据——基于儿童保护与朴素正义的覃思

校园欺凌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其治理已从“政策议题”逐步过渡至“法律命题”,剖析通过法律治理校园欺凌的原因和内在逻辑是欺凌治理法治化的基础。透过法理学视角审视校园欺凌,在个体层面,欺凌是对儿童人权的践踏和基本权利的侵犯;在社会问题层面,欺凌者的恶意行为和随附的恶劣后果引发了民众出于道德良知的朴素正义情感与惩治诉求。在法治化进程中,通过法律治理校园欺凌既是保护儿童人权的必然要求,是救济受害者权利、矫正欺凌者错误行为、呵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对人们要求严惩校园欺凌的朴素正义诉求的应然回应。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于朴素正义观的农村纠纷自我和解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嫁出女,泼出水、毒誓报应"等观念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统社会秩序谚语,是中国乡土朴素正义观的体现。这种传统法律观念富含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仍深深地存在于中国传统的社会中,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生活中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当现代司法制度在与这些传统的习惯作法相冲突时,两者存在互动关系,而非简单的进退或消涨关系。富含传统伦理道德观的朴素正义观与现代司法制度在面对性质不同的各种纠纷时,二者的作用和功能无法互相替代。

公众舆论中的情感互通——以“辱母案”中“朴素正义感”为中心的考察

追求真理或达成共识曾是传统舆论观的意义所在,基于认知层面的公众舆论在尊崇理性的过程中刻意摒弃了情感存在的价值。而面对互联网世界的舆论澎湃,情感的共通显得弥足珍贵。本文通过对"辱母案"的探讨,发现借由"朴素正义感"所产生的"公众同情"或成为当下公众舆论的重要表征,它在某种规范下与法律的"同频共振"能够打破"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二元对立,延展了舆论的意义与价值。

科学执法的法律思维

传统观点认为,依法办案的目标是精确执法。但在今天这个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科学执法更贴近司法现实,更以人为本。本文从道德良知、民众感情和经验法则三个方面阐述了朴素正义是科学执法的本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朴素正义与法则正义的辩证统一是科学执法的思维基点,力求依法办案与依理办案的有机统一是科学执法的思维方法,科学执法的思维效果体现在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中,而公正要在衡平中守护。

关于聊城“辱母案”的伦理思考

山东聊城"辱母案"经过二审开庭审理,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五年。至此,这一案件得到解决。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存在着对行为细节的审判争议,一审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舆论呈现一边倒趋势,认为法院对于欢的量刑过重,从而产生对法律的质疑。本文基于"辱母案"的客观事实,分析社会舆论与司法实践存在的矛盾,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呈现出的水土不服

我国近年来开展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通过庭审实质化的形式推进中国刑事诉讼法精细化。同时在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积极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制度,形成了以古代东方朴素正义观念为理论基础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鼓励被告人积极认罪认罚,以期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达成刑事诉讼法的教化作用。然而,审判中心主义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植于截然相反的刑事诉讼理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呈现出水土不服的问题,需要立法机关梳理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逻辑,推进精细化立法,建立更明晰的诉讼规则体系。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内涵阐释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契合了普通大众朴素的正义观,它倡导的是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社会风尚、一种司法态度,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与实践价值,有必要将其贯穿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各领域、各环节。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断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促进“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在全社会成长为一种法治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