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异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兼论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考察高校扩招背景下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异对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带来的新增高层次和高质量高等教育机会主要掌握在城市中心地区群体手中;家庭资本更易作用于城市中心地区群体,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最为明显;高校扩招改善了城市中心地区群体在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家庭资本差异,但加剧了城市边缘地区群体在专科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家庭资本差异。为此,应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强化高等教育“善政”的精准性;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弥补城市低资本家庭子女的教育缺失;关注资源配置不均问题,促进城市内部各级各类教育在数量及质量上的均衡发展。

高校扩招中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城乡差异及其内部性别分化

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背景下,教育不平等现象更可能以细微形式存在。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提升了各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但总体及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上的城乡不平等现象并未因而得到缓解或减小,城市群体依然存在显著优势,城乡内部均呈现出“女强男弱”的新现象,城市内部“女强”主要体现在本科教育上,而农村内部“女强”则主要体现在专科教育上。家庭文化资本对城市女性群体的影响大于城市男性群体,而对农村内部不同性别群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父亲受教育水平仅作用于农村女性群体,母亲受教育水平主要作用于农村男性群体。家庭政治资本仅对城市群体的总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且更易作用于男性群体。高校扩招主要改善了城市男性群体因家庭阶层高低而造成的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现象。相较于其他群体,城市低阶层家庭男性群体在高校扩招中获益最多。因此,应提高农村地区教育教学质量,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信息资本,实施高等教育“补偿原则”;建构和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弥补低资本家庭子女的教育缺失。

从机会获得到能力提高:农民工城市职业融入研究——基于浙江的实证考察

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选择职业和提高劳动能力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但由于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还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职业机会获得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第一步,能力提高是农民工继续城市生活的关键环节,劳动工作关系和谐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本保证。农民工的职业融入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充分的制度供给和财政投入,加强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还需要企业改善管理制度,关注职工的日常生活、文化娱乐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实现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农民工从机会获得走向能力提高,最终实现城市职业关系融洽的新境界。

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研究——基于测量工具的视角

阐述了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获得的概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原理,系统研究了义务教育机会获得影响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分层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城乡结构、单位性质、民族类别及性别属性的制度性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其中职业职务、工作财产、教育投入、人际关系、政治面貌及宗教信仰的先赋性因素显著性呈现递增的趋势,进而累积在义务教育资本周转后的后致性因素发展中。

试析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通过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城乡差异,揭示城乡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进入优质的重点高校就读。建议政府通过高等教育制度设计,限制贫富对学生的不利影响,鼓励社会经济资本低劣家庭的子女通过勤奋学习来改善自身境遇,以提倡公平竞争来促进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关于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问题研究的综合考察

教育分层是社会分层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教育机会的获得影响着社会的分层结构与流动。通过梳理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国内外文献发现,各阶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直接影响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国内对义务教育分层研究的体制和方法相对滞后。本文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契机,探究社会各阶层教育资源占有量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关系,促进基础教育事业的和谐发展。

谁接受了博士教育: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谁获得了教育”意味着“谁将会走在最前面”。博士是国家高级人才,越来越多的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接受博士教育以获得竞争优势。通过对2017年全国学术型硕士毕业生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2017年调查的硕士毕业生中,19.31%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5%选择出国留学,两者均以“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居多;在博士教育阶段,家庭背景仍然对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院校类型、专业分布为重要中介变量;相对于在国内读博,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倾向于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

农村儿童基础教育机会获得情况研究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农村儿童在学率已达97.3%,义务教育普及状况较好。但就读重点学校接受优质教育的农村儿童仅占在学农村儿童的21.2%,农村儿童在基础教育机会获得上仍存在不同方面的差异。因此,须进一步强化义务教育普及,贯彻落实相应教育政策,转变农村落后教育观念,推动县域、城乡的教育均衡发展,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浅析当前阶层分化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本文试图分析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笔者利用一些经典的理论提出了问题的假设,笔者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为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逐一论证所提出的假设。通过分析笔者发现,不同的社会阶层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存在着不同的影响。

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视角中的县中困境及其应对

在城市化、市场化进程推动下,以效率优先的等级化学校管理制度推波助澜,优质生源、优质师资等教育资源逐步向中心城市聚集,县中发展面临困境,突出表现为县中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数量与质量的降低。这既对县域教育生态、社会治理格局带来影响,也是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显性与隐性排斥。在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远景目标下,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具有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政治与经济价值。政府部门应秉承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正义理念,优化教育治理格局,提升县域高中教育质量,加强高等学校的内涵建设与区域布局,稳步扩大专项计划招生规模,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数量与质量的均等。

家庭背景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南京市16所高校的问卷调查

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获取研究生教育的机会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基于南京市16所高校1121名考研大学生和在读研究生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家庭背景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整体呈负向影响,其中家庭提供月生活费的影响极其显著;第二,家庭文化资本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呈弱化趋势;第三,家庭社会资本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并未产生有规律的影响;第四,家庭成员鼓励度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父母的考研支持度无显著影响。

家庭资本与子女学前教育机会获得的关系:父母教育期望的中介作用

为分析家庭资本、父母教育期望对学前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探索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与家庭文化资本三个资本纬度在学前教育机会获得中的作用机制,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学年的基线数据,根据以往学前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成果,引入父母教育期望作为家庭资本影响其子女学前教育机会获得的中间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对子女学前教育机会的获得有着极其显著的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学前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较小;父母教育期望在家庭资本与子女学前教育机会获得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为限制家庭资本对学前教育机会的影响,政府应加快学前教育立法,保障弱势群体学前教育机会获得的权利;家庭应结合子女的能力形成恰当的远期与近期教育期望,并为教育期望的实现提供支持与保障。

家庭背景对个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家庭是个人成长的基石,家庭背景是影响个体学业成就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自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总量和毛入学率迅速上升,但对个人来说,能否获得高等教育还是与家庭的环境与背景有着密切关联。本文基于CGSS2021数据,采用描述统计与Logit回归模型,从家庭的经济状况、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三个维度来分析家庭背景对个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城镇户口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农村户口;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更为显著。

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过程中家校优势如何累积——家长参与和教育累积优势的链式中介效应

教育是一个连续性过程,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是家庭资本优势和学校教育优势长效累积的结果。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建立的家庭资本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链式中介模型分析发现: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阶层差距显著,家庭资本可以通过获得差异性的教育机会,帮助子女形成教育累积优势,从而影响子女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家长参与和教育累积优势在家庭资本和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家长参与的转化效应叠加教育优势的累积效应是导致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阶层差距的重要原因。缩小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阶层差距,助力共同富裕,需在教育质量、入学机会和家长参与效能方面对弱势家庭进行正义性补偿。

省域内名校越多,考入名校越容易吗——“双一流”高校入学机会获得的省域差异分析

通过整理“双一流”高校在各省份2021年的招生计划,结合各省份人口结构,对“双一流”高校入学机会获得的省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尽管“双一流”高校密度越大,则本地招生占比越低,但“双一流”高校密度仍然与录取几率显著正向相关,京津沪遥遥领先;基于MMI和EMI理论,依学生父亲的学历结构划分不同阶层后的计算结果显示,“双一流”高校密度不再是入学机会获得的显著影响因素,京沪等地划分阶层之后入学机会获得指数反而处于末尾,中西部民族省份优势更加凸显。为了入学机会公平的高质量实现,提出“充分结合现实,不断细化和动态调整招生补偿政策”“重视省域内部不同阶层的入学机会公平”“把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蛋糕做大”等政策建议。

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运用对应分析方法,建立相关计量模型,分析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不同职业阶层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别。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位居前列的优势社会阶层,其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主要为高等教育;而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均处劣势的社会阶层的子女接受的主要是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另外,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明显大于家庭经济资本,而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中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略大于家庭经济资本。

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与家庭资本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

家庭资本是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家庭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三个维度考查了家庭资本对个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没有显著影响。我国当前社会条件是造成当前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的主要原因,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家庭资本较少的弱势群体进行教育机会补偿,是当前条件下我国教育机会均等化的路径选择。

初中阶段教育质量与影子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以CEPS 2013-2014数据为例

通过中国教育追踪(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2013-2014学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多项二元logistic模型,分别从父母职业阶层差异、城乡差异、子女性别差异、子女数量差异四个方面,对步入重点初中与获得影子教育的机会程度进行分析后发现,无论是在重点初中的教育机会还是在影子教育机会的获得上,农民阶层家庭、非独生子女家庭均可能性最小;蓝领阶层家庭子女在获得影子教育机会上与白领阶层家庭并无太大差异,但在重点初中的教育机会上处于一定劣势;进入重点初中的性别差异未受到城乡户口的调节作用的影响,但在影子教育机会获得上,女性的教育受重视程度逐渐凸显出来,除城市重点初中外,在城市普通初中和农村地区学校中均已超过男性,且农村中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更为明显。

谁获得了高等教育——基于户籍身份和家庭背景的双重视角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考察户籍身份、家庭背景与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户籍身份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弱势家庭;(2)在控制家庭背景的条件下,贫困地区农业户籍学生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处于最不利地位;相比贫困地区农业户籍学生,非贫困地区农业户籍学生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优势不明显,而非农户籍(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学生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优势则明显得多;(3)在控制户籍身份的条件下,家庭背景越佳,学生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优势越明显;(4)不论户籍身份是否优越,弱势家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总是处于较低水平。建议通过制度性安排解决好贫困和农村地区公共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重视家庭背景对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加强对弱势家庭子女(尤其是贫困和农村地区弱势家庭子女)的经济和文化资助;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政策体系,提高教育补偿政策的精准性与公平性。

走向再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的双重效应

第一代大学生是家庭代际传递转折的一代,是中国代际社会过渡的一代,随着他们陆续组建小家庭,也开启了自我“重塑”后的子代“再塑”过程。基于2019年CHFS数据,以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为核心研究对象,从“家庭”的微观视角入手,延伸至“城乡”的宏观视角,考察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非大学生家庭、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四类群体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的“家庭”和“城乡”效应。研究发现:(1)教育代际传递扩大了具有不同文化资本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2)教育代际传递缩小了城乡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3)权威型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教养方式及自身特质是双重效应的内生原因。总之,由于第一代大学生的自身经验及特质,决定了其教育代际传递具有较强的代际再塑、阶层再塑和教养再塑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