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康、光大政局与陈朝政权运行机制变迁——基于统治集团重构视角的政治分析

陈朝政治以天康、光大年间为界,此前武帝、文帝各自拥有创业集团并以之为统治基础,此后宣帝陈顼依靠毛喜、孔奂、徐陵、吴明彻等数人,控制禁中、禁兵、吏部尚书等关键机构或职位来实现政权运行。这固然缘于陈顼缺乏政治根基,——他在天嘉三年(562)才结束在西魏北周的质子生涯返回建康,但从结果上看,宣帝的统治占据了陈朝的近一半时间,这未尝不与其重构统治集团并改变政权运行机制有关。因而,对于宣帝的统治,尚须突破君主论视角,而当予以辩证评价。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新发展和运行机制变迁

基于对世界多国产业技术研究院(简称"产研院")的分析,本文认为产研院的运行机制已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为职能定位综合化、业务范围扩大化、建设模式多元化、研发模式集成化、运营模式柔性化的新特征。结合中国新建产研院的发展现状,本文建议尽快明确产研院的法律身份及其配套政策,试点建设国家级的产研院,并加强地方产研院发展的规范和资源整合。

学校场域中教师自主发展的机制变迁与文化生成——以鞍山市钢都小学为例

教师自主发展是教师发展形态的高级阶段。但对什么是教师自主发展,哲学上有意志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三种思考路向。人本主义路向既体现了对教师自主权的张扬,也彰显了对教师职业尊严的尊重,更突出了教师的自我超越过程。本文以鞍山市钢都小学为个案,分析了教师自主发展的"特级教师工作室"、"同侪教师共同体"和"教师成果发布会"机制的变迁历程,分析了工作室机制背后的民间性、自治性和约束性机理,共同体机制背后的共同兴趣与需要、积极关系与理解和共享价值与信念机理,以及发布会机制背后的环境影响、自我认可和意义模式机理,并分析了机制变迁缘何促生了教师自主发展文化的生成。

面向2035年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变迁

面向2035年,展望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变迁,离不开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逻辑演进的梳理。1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变迁的现实起点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2012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与科技创新不能充分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机制变迁与新农村建设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机制创新是深化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现阶段中国农村公共物品需求与供给机制严重错位,已经成为困扰和阻碍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瓶颈。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考察建国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制度的变迁轨迹。在分析强制性变迁困境和诱致性变迁需求的基础上,试图探讨新时期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调的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员工地位与行为视角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机制变迁研究

国有企业发展受到市场准则和社会责任的双重约束。伴随员工地位与行动的变迁,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经历由庇护-依赖机制,到控制-抗争机制,再到民主-均衡机制的变迁过程。从管理实践层面,要想解决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法制以及文化等方面采取综合型的解决方案。

企业发展与企业家行为机制变迁

企业家是在特定经营环境中基于自身人力资本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合理配置而实施创新的行为主体。企业制度发展进程中内外环境的变化表现为影响和决定企业家行为的主导因素的变化。企业发展史也就是企业家行为机制主导因素逐步展开和转换的历史。影响企业家行为的资本、结构和环境等诸主导要素的历史性展开 ,形成了企业家行为机制变迁的阶段性特征 ,而资本型企业家。

中国“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程中面临的障碍及对策——基于国际机制变迁视角的分析

从历史的脉络推断,南海问题演变的最终归宿必然是制定"南海行为准则"。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并主导准则制定的进程,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在南海的权益。根据国际机制变迁的不同模式分析,中国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程中面临内外三重障碍。为突破这些障碍,中国必须在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同时,"内外兼修",保持相对独立性,并遏制"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东盟化。

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

自1967年成立后,东盟角色逐渐由地区安全边缘者向地区安全治理主导者转变。随着历史的演进,东盟面临的体系压力从美苏安全竞争延续、美中在越南战争博弈和英美在东南亚地区收缩转变为美国东南亚地区战略发生变化、日印俄深度介入地区同时美国挑战导致中美竞争加剧。在此基础上,东盟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对安全目标的认知、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发生变化,导致不同时期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样态。换言之,体系压力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明显驱动作用,体系压力通过东盟安全认知作用导致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最终,通过四个阶段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逻辑,本文核心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网络化生存下电视产业链重构及机制变迁

电视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龙头,文化产业体现国家软实力。网络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电视产业的网络化渗透日益深入,我国电视媒介面临国外强大传媒的竞争,打造网络化的电视产业链,实际上是铺设通往竞争对手市场的道路,构筑抵御国外文化强势渗透的对抗网。

机制变迁与制度安排——中国公司治理追溯

过去5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计划经济和其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漫长曲折过程。与整体经济制度发展相适应，中国的企业治理机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以前的行政治理时期，1978年至1992年的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治理时期，以及1993年至今的现代企业(公司)制度构建时期。

机制变迁、多层治理与北极治理的未来

在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地缘政治变化的背景下,北极地区事务正在经历大规模的态势变迁,这也必然推动北极治理机制不断演进。北极治理机制演进的轨迹与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种力量在不同层面的互动与消长。北极地区事务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从根本上要求对这些事务在多层面进行治理。本文以多层治理理论为视角,对北极治理现状及参与行为体进行考察,认为北极地区事务治理将逐渐走向有序,北极治理机制将更加制度化。北极治理是价值支配下的协调行动,而多层治理模式代表着北极治理演进的方向,多层治理下的北极治理架构将更具开放性、合法性与有效性。只有基于全人类利益理念的北极多层治理,才能实现北极地区事务的善治。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以经济、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多元分层标准已经取代单一的政治标准,身份制逐渐式微,职业结构高层化和白领化,新社会阶层与新社会群体开始出现,成为中间阶层和中上层的新来源,社会流动率提高,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和空间增加,说明40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开放了。

东盟能源治理:一种机制变迁的视角

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国际石油危机开启了东盟能源治理机制化进程。历经20余年后,东盟能源治理机制的框架于1999年大致形成。此后,东盟能源治理机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显著变迁:第一阶段是应对全球性高油价的2000年至2008年;第二阶段是以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主要任务的2009年至2015年;第三阶段是东盟共同体建成之后的2016年至今,东盟地区的能源发展开始进入与全球能源发展趋势相融合的阶段。每一阶段的东盟能源发展都具有其鲜明的特点,其能源治理机制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变迁的动因同样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结合国际机制变迁相关理论,本文将上述三阶段东盟能源治理机制变迁的动因分别归结为三点:一是外部冲击:21世纪初期的全球性油价高涨;二是制度环境: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三是认知因素:全球能源发展观念的转变。此外,东盟能源治理机制的变迁也受到了内生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的能源问题,亦是导致其能源治理机制变迁的重要助推因素。

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变迁——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分析

建国后在国家资源配置集权实现经济复苏与赶超战略的历史约束以及计划经济理论、公有制理论与金融主权论观点的理论约束下,我国构建了银行业"大一统"的独家垄断机制。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逐步衍生多元利益主体,其中三大利益博弈主线直接影响到我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格局的变迁,在此框架下各种利益的博弈形成了我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变迁的轨迹。

孝道观念、代际支持与青年群体赡养行为的变迁:2006-2017

近年来,社会各界从孝道观念和赡养行为两个方面对“孝道衰落”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进一步丰富“孝道与孝行”的讨论维度,从动态视角分析赡养行为作用机制的变迁,试图回答赡养行为是否受到孝道观念与代际支持持续且稳定影响的问题。基于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和2017年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孝道观念中互惠性孝道强于权威性孝道,十余年间,二元分化特征变得更为明显;第二,青年赡养行为全面增强,父代支持行为同样增加,代际双方逐渐形成稳定有效的家庭互助模式;第三,尽管十年间孝道观念、代际支持变化明显,但对赡养行为的作用效应并未发生改变,孝行仍受到各因素的稳定作用。上述结果揭示了我国青年群体的孝道观念、赡养行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对于深入理解我国家庭赡养模式和预测未来养老问题的走向具有重要启示。

原则与规则: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变迁

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既有的研究文献主要是从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对该机制的变迁进行分析。它们在展现一定解释力的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作者通过建立和运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旨在对该国际机制的变迁做出新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为此,作者在借鉴克拉斯纳关于"国际机制"的定义的基础上,先构建了一个以"原则-规则"为基础的分析框架,由此区分了国际机制变迁的三种基本路径。此后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发生的变迁基本上是该项国际机制的内部变迁,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指导下的规则的累积和变化,其根本特征是国际机制内部"有差别的责任"或者"不对称的承诺"。但自2009年以来,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推动下,这种不对称性在逐步缩小,"共同性"得到强化。从未来来看,该项国际机制可能会因为原则与规则的不一致而发生弱化。

农村财务治理机制及其变迁研究——兼以浙江为例

现阶段,农村财务治理是农村经济与社会治理中一个全局性、基础性内容。分析认为,政府行为、村治结构、农村经济状况、村民权益意识是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财务治理机制变迁轨迹的主要变量。依据我国农村组织制度的现行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机制自身的演进规律,今后农村会计核算治理机制应沿着体现村庄自治、强化民主监督、保障信息质量的方向变迁。农村财务制衡治理机制的变迁思路是:创设与"村两委"具有等同法律地位的财务监督组织,构建制衡的财务治理结构;施行村代会常任制,发挥村代会的财务决策与监督功能。

PPP热潮下污水处理行业政府责任的冷思考

系统梳理了我国污水处理行业资金机制的变迁历程及由此带来的政府角色演变,识别出行业发展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结合新一轮PPP兴起的行业背景,总结了污水处理服务供给中政府在制度、规划、监管、融资等方面的责任,以及需要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

网络舆论场域中新闻反转现象的传播学反思

不断发生的网络新闻反转现象是新闻生产与传播在新媒体时代呈现出的新特点和新变化:新闻生产不再是新闻传播机构一方的事情,而是一种敞开的公众可以参与其中的集体协作。新闻反转现象是多种传播渠道互动作用之下的结果,在不同的视角表现出不同之表征。新闻反转现象凸显一些区别于传统传播机理的传播机制的变迁:展现的是一种"对话"的新闻和"过程"的真实,而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传播权利的结构变迁、群体参与的话语转向和再现新闻真实的机制变迁。面对不断升温的新闻反转现象,既需要政府创设新的机制来规范网络舆论,也需要媒体强化职业操守,尊重新闻事实,还需要受众自觉提高媒介素养,坚守社会道德底线,通过净化和改善网络舆论的生态环境,让网络舆论场充满正能量、好声音,促进网络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