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构建第三方机制解决医疗纠纷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呈高发性态势。本文在对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模式进行分析的同时并指出其弊端,试图构建一种第三方机制,旨在更加公平、合理、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

以非诉机制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思考

医患关系的不断激化,反应出当前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与医疗纠纷特点的不适应性,不仅影响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及时维护,对社会稳定也造成巨大的危害。本文从构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角度,为我国建立一套高效、公正、经济地医疗纠纷解决体系提出自己的设想。

如何通过世贸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国在反倾销案中的市场经济地位

一、中国入世与世贸争端解决机制 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为解决成员国之间因权利和义务发生的贸易争端所规定的一套迄今最完善的国际经济法司法规则。它是保障多边贸易体制之可靠性和可预见性的核心因素。世贸组织的各成员国承诺,相互间不应采取单边行动以对抗其发现的违反贸易规则的事件,而应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下寻求救济、遵守规则与裁决。

人民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的“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力实践。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之一,总结了做好基层调解的先进经验,形成了符合当地乡规民约的调解方法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提升辖区案件审理质效、展现地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的必然选择。推进通辽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将社会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对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既是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现实需要,又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对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深度剖析,以期为内蒙古其他地区进一步优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经验借鉴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市场的复杂性,使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基于弱者保护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实质正义理论以及政府公正执法理念,建立了优势鲜明的消费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以及小额诉讼、集体诉讼、集体仲裁、公益诉讼等制度。其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理念的争端解决机制,灵活实用的小额消费诉讼机制,功能特殊的消费公益诉讼机制,优势鲜明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和消费者集体仲裁机制,独具一格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为其他国家消费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提供了宝贵经验。

乡村治理背景下民族地区民事纠纷非诉解决机制检视

近些年来,我国各地人民法院包括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纠纷案件的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案件积压,给民族地区社会团结与和谐稳定的局势带来不小的压力。为了有效缓解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应当发挥非诉解决机制的作用来分流案件和及时化解冲突。目前我国民族地区民事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如自力救济机制存在失序与无效现象,社会救济机制缺乏应有的法律及政策支持,行政救济机制在处理民事纠纷上不具有终局性导致作用范围有限等,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该论文通过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和法理分析等方法,对非诉解决机制的发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强化自行协商和解的效力、健全调解与仲裁制度、扩大行政救济机制作用范围等,从而更好发挥非诉解决机制在分流化解纠纷、减少法院案件数量、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平安稳定方面的功效,通过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水平,助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

论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与法典回应

环境纠纷的特殊性与环境责任的专门性要求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应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专门化构建。国外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主要体现为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专门法院附设ADR机制、专门的民间性环境ADR机制三种样态。我国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应朝着引入中立评估、重塑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激活环境仲裁、健全生态磋商、探索设立新型环境ADR机构等方向努力。同时,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背景下,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也应在法典中得到回应,明确专门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视域中行政道歉的实体法律规范研究

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道歉能够帮助实现“满足当事人多元需求、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道歉的功能,需要从致歉主体、对象、条件、内容以及后续法律责任等方面予以实体规范。致歉主体分为致歉组织和直接责任人等具体致歉人,致歉对象不限于社会公众和特定行政相对人,致歉条件涵盖“失政”“失德”行为,致歉内容包括分析错误、自责、补救等,后续责任追究成为行政道歉完成的最终标志。

广西创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建设路径研究

通常而言,商贸活动越繁荣,对高效、公平的争端解决服务的要求就越高。高效、公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除了能定分止争,还能规范国际商贸秩序并为国际商贸发展提供指引。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广西加快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贸新规则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既能满足争端解决的市场需求,也有助于广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相关产业,提升治理水平。比较而言,广西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仍面临机构、人才、竞争力等方面发展不足的挑战。广西可以重点聚焦涉及东盟跨境经贸和商业领域,从集成创新政策工具释放广西各类政策红利,依靠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争端解决人才和机构集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发展RCEP争端解决服务机制,规划建设“争端解决服务”集中区,鼓励相关机构集聚和引导有序竞争等方面,推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和机构发展,面向东盟和RCEP,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平台争议解决的缺陷及庭外争议解决机制的创新性回应

平台行使私权力作出“警察性”与“法院性”决定并由此对用户采取相应限制性措施而引发的争议,多由其内部投诉系统完成,但“自查自审”存在中立性不足、专业性欠缺、过程不透明、“治标不治本”、公信力较低等弊病,若以司法诉讼机制补缺则又会导致资源错配。衔接于平台内部投诉系统与外部司法诉讼机制之间的平台庭外争议解决创新机制由此应运而生。基于平台治理理念的差异,美国元宇宙公司从企业自治层面通过签订服务、信托协议的方式创设元审查委员会,欧盟则在政府主导下认证并动态监督庭外争议解决机构。两者都有效回应了平台内部投诉系统的诸多缺陷以及司法诉讼系统的资源错配等问题,但各有侧重。除却平台内部投诉系统与传统司法系统,我国现行平台争议解决机制还包括众包式在线争议解决机制与互联网法院,但两者依旧无法全面回应平台争议解决机制的既有问题。我国可考虑借鉴欧盟的创新路径,同时吸收美国元审查委员会的有益规则,在政府主导下创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平台庭外争议解决新机制。

RCEP背景下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完善研究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对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广西在构建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仍存在纠纷预警工作落后、调解机制尚未完善、诉讼解决与非诉解决机制衔接不畅等缺憾。面对问题,广西需要立足于现有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对标美国等国家,以及海南、浙江等地区的典型经验,通过深入优化纠纷预防工作,强化调解作用,完善多元化改革等方式积极施策,推动完善与RCEP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对外开放目标相适应的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美国“专利舞蹈”特性对我国构建生物仿制药诉前专利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目的为我国构建生物仿制药诉前专利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建议。方法查阅国内外文献,总结“专利舞蹈”的特性,与我国借鉴Hatch-Waxman法案构建的《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简称《实施办法》)的特性进行对比,并提出相关建议。结果高效性方面,专利声明制度可能造成生物仿制药申请人(BA)、参考产品赞助商(RPS)间的利益失衡,导致《实施办法》程序形同虚设,降低其效率。公平性方面,专利信息公示缺乏相关法律强制性要求,造成BA专利搜索范围扩大,导致准确性降低;专利登记范围有限,不利于BA全面了解参考产品的专利布局,使BA专利侵权的风险上升。非强制性方面,《实施办法》的强制性对我国现阶段生物仿制药行业的发展起到正向引导作用,但应给予BA是否参加诉前专利纠纷的选择。结论随着生物仿制药行业的发展,我国需借鉴“专利舞蹈”,建议建立生物仿制药专利诉前“人为侵权”机制,完善我国专利信息登记制度的公平性,根据生物仿制药行业发展调整强制性,构建我国生物仿制药诉前专利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多元化医保纠纷解决机制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目的:研究在医保纠纷领域建立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法:收集中国裁判文书网2018-2022年医保纠纷相关案件,运用文献研究、数据统计等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医保纠纷案件具有特殊性与专业性以及现行医保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不足等原因,需要推动多元化医保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国家医保部门高度重视、医保纠纷当事人多元化需求、丰富的社会解纷资源与域外经验加强了多元化医保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可行性。结论:未来应当完善医保纠纷解决机制相关立法;拓展医保纠纷多元化解决渠道,引入协商、调解等多元解决纠纷方式;推动医保纠纷数据化管理;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机制。

我国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完善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是我国涉外法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法理意旨、规范制度和体系协调上存在不足,没有充分实现功效衔接、发挥制度合力。为回应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的实践发展需求,我国应当遵循系统观念对其进行完善:从内涵上阐明“涉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重要概念;从规范上填补现有诉讼、仲裁、调解制度在面对新问题时的功能缺失;从体系上对不同解纷方式间分流、衔接、结合的适用路径进行具体引导,从而系统优化我国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运行。

论我国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挑战及建议

我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数量逐年激增,客观上对我国的司法体系造成一定负担。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构建多元化的知识产权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即仲裁与调解。首先,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知识产权纠纷可仲裁的范围有限,实践上亦不统一,因此需要推动完善知识产权仲裁立法,明确扩充知识产权可仲裁范围。其次,建议借鉴世界知识产权仲裁的先进经验,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合并仲裁与快速仲裁制度,引入仲裁专家裁定制度。最后,由于实践中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与调解之间相互衔接配合情况并不理想,因此需要通过立法构建衔接调解与仲裁的知识产权纠纷临时仲裁制度,以及构建仲裁介入“司法诉前联调”渠道。此外,知识产权仲裁与行政处理的对接机制也亟待探索构建。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争议解决机制的困境与对策

我国现行药品专利链接争议解决机制构建了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司法裁决和行政裁决模式。文章通过梳理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相关法律及政策文件的具体规定,分析了行政裁决与民事诉讼的并行困境,以及这二者与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和专利侵权诉讼之间的潜在困境,究其原因是未将仿制药申请上市行为定性为侵权并遵循了传统专利侵权双轨制解决模式和专利确权行政解决模式,并从确立以“拟制侵权”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机制、择一适用行政和司法程序、探索引入专利权无效抗辩事由等角度提出解决对策。

多元解纷视角下完善宅基地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

宅基地纠纷具有案情延伸性、诉求非适法性、类型多样性以及历史性、政策性强等显著特点,依靠单一的调解、诉讼等传统解纷手段无法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必须整合各种解纷资源,综合发挥各种解纷手段的比较优势,扬长补缺、相互衔接、复合运用。通过构建党建引领下的递进式分层解纷体系,建立完善协同联动的多元解纷机制,强化“互联网+司法”赋能赋效作用,设立党委统揽下的一站式、实体化解纷中心,提升审判质效等举措,以期加强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从而促进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公私合作视域下PPP协议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PPP协议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民事抑或行政合同之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行政协议的司法解释明确把符合一定条件的PPP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PPP新机制指导意见明确PPP协议纠纷可申请仲裁或提起行政、民事诉讼。PPP协议具有公法与私法的混合属性,单纯依靠传统的行政或者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均难妥适。PPP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应体现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其中,以行政诉讼方式解决PPP协议纠纷应根据其私法特性对传统行政审判规则进行私法化改造;另一方面,以仲裁、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PPP协议纠纷有理论与现实依据,应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不过,应针对PPP协议的公法属性,对传统私法纠纷解决制度机制进行适度调整。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规则构造:以RCEP为参照样本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有效运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但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因其上诉机构的停摆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RCEP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极具创新与特色。鉴于WTO与RCEP的社会基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的兼容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基础的共同性,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特色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因此,WTO可以充分参照RCEP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创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第一,将提高效率作为改革的首要价值;第二,将提高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三,以专家组为核心重构DSU,既要发挥上诉机构的作用,又要规范和约束上诉机构的职权,完善上诉机构与专家组之间的关系;第四,务实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制度。

《民法典》视域下合同履行障碍解决机制体系研究

《民法典》的出台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合同履行障碍制度中存在的部分冲突与竞合问题,但其相关规定仍然呈现出层次不分明、边界不清晰及试图统一等缺陷。明晰合同履行障碍的内容,对合同履行障碍进行类型化区分,从而形成完整的合同履行障碍解决机制体系,对于学理建构及实践中维护合同双方利益均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