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中日两国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赔偿责任主体、赔偿责任原则和范围的确定、机动车责任保险等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的异同,文章对之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借鉴日本先进立法经验对制定和完善我国的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是有意义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

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机动车事故已日渐成为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借鉴它国先进立法经验,从理论和实务上探讨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中存在的法律适用、赔偿责任主体、赔偿责任原则和范围以及机动车责任保险等问题进行探讨,对于制定和完善我国的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WONCA研究论文摘要汇编(十二)——严格控制血糖的糖尿病病人发生机动车事故:基于人群案例对照分析

背景糖尿病并发症可威胁驾驶员安全驾驶机动车的能力,而血糖正常是否可预测糖尿病成人驾驶风险在正常范围了解甚少。我们对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与机动车事故风险关联做了人群案例对照分析。方法和发现于2005-01-01—2007-01-01我们对持有驾驶执照被诊断为糖尿病的驾驶员,记录了他们的HbA1c。重视了交通事故风险潜在的混合因素,包括血糖监测、并发症和治疗。发生1起交通事故总数为57例病人,738例未发生事故。与对照组相比,发生事故者平均HbA1c要低(7.4%versus7.9%,非配对t检验,P=0.019)。HbA1c每降低1%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性就增加26%[优势比=1.26,95%CI为(1.03,1.54)]。这种趋势在HbA1c范围值明显展露,在修正了测量出的混杂因素后这种趋势持续[优势比=1.25,95%CI为(1.02,1.55)]。对事故,有2个重要风险因素,有严重低血糖史需要提供外界帮助[优势比=4.07,95%CI为(2.35,7.04)],有糖尿病诊断年龄较长者[优势比/10年=1.29,95%CI为(1.07,1.57)]。结论所选的人群,较为严格控制血糖,测量了HbA1c,与机动车事故风险性增加关联。

论机动车事故赔偿基金制度

为了加强对车祸受害人利益的保护,许多国家规定了机动车事故赔偿基金制度。文章首先介绍了世界范围内有关机动车事故赔偿基金制度的立法状况,其次阐述了该制度的具体运用,最后提出了在我国完善机动车事故赔偿基金制度的立法对策。

机动车事故致Hangman骨折的临床特征分析:一项基于多中心数据的回顾性研究

目的:分析机动车事故所导致Hangman骨折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从多中心Hangman骨折数据库中(数据来源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7个医学中心)提取由于机动车事故所致Hangman骨折患者临床资料,并对患者性别、年龄、骨折类型(Levine-Edwards分型)、合并伤及治疗方式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在数据库221例患者中共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患者72例,男52例,女20例,平均年龄41岁(15~71岁),≤64岁的青壮年患者占93.1%,男女比例为2.6∶1。依据Levine-Edwards分型,不稳定骨折46例,占63.9%,其中Ⅱ、Ⅱa和Ⅲ型分别为35、7和4例;稳定骨折26例。依据枢椎环骨折解剖分型,波及一侧或双侧C2上关节突和/或椎体后壁的不典型Hangman骨折52例(其中B1、B2、C1、C2型骨折分别为20、26、4、2例);一侧或双侧峡部-椎弓根断裂为特征的典型Hangman骨折20例(A1型5例,A2型15例),不典型骨折占多数(72.2%)。共69例患者存在合并伤,发生率为95.8%,合并头面部损伤44例次,脊柱与骨盆相关损伤38例次,胸部损伤25例次,四肢骨折19例次,发生率分别为61.1%、52.8%、34.7%及26.4%。合并上述三个及以上部位的患者共26例,占比为36.1%。在治疗方式的选择方面,共43例患者选择内固定手术治疗(其中前路、后路及前后联合手术患者分别为9、33、1例),占比59.7%。结论:由机动车事故所致的Hangman骨折患者中以青壮年男性为主要受伤人群,骨折类型以不稳定、不典型骨折多见,且绝大多数存在其他部位的合并伤。大部分患者需要接受外科手术治疗,手术方式以后路固定融合术式为主。

厂内机动车事故分析及预防对策

工矿企业运输的主要工具是厂内机动车辆,如叉车、电瓶车、翻斗车、拖拉机、装载机、推土机等。由于厂内机动车的作业具有流动性,频繁性、危险性及事故多发性等特点,加上一些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较低,与快速发展的工业生产不相适应,因而不少企业近年来厂内因交通运输伤亡事故呈上升趋势,使厂内机动车事故在工业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所占比重增大,有的竟高达27％以上,这是相当惊人的,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厂内机动车常见事故类型 厂内机动车在起动,行驶、作业、停车和检查、维修等过程中,因翻车、碰撞、辗轧、火灾爆炸、操作不当等原因造成的车辆损害或人身伤害等事故,都属厂内机动车事故,其类型一般有如下一些:

行人与大型机动车事故严重程度影响因素分析

行人是最易受伤的交通参与者,而大型机动车是应急灵活性差、碰撞事故冲击能量大的交通工具,因此剖析潜在因素对行人与大型机动车事故严重程度的影响非常重要。基于深圳市2015—2016年2 890条行人与大型机动车事故数据,分析其事故严重程度与时空分布特性。从人、车、路、环境、时间、空间、行为7个方面,选取22个潜在影响因素,建立偏比例优势模型得到19个显著因素,结合其边际效应量化分析各因素对该类事故严重程度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8个因素不遵守平行线假设,影响最大的前5个因素为驾驶人驾龄、驾驶人年龄、违法行为、碰撞车速、天气状况,其边际效应绝对值的最大值超过14.5%,表明人、车、环境、行为等动态因素对事故的影响更明显;行人年龄、事故时间、驾驶人性别、道路类型、慢性干扰度、光线亮度的影响次之(<13%)。据此差异性影响提出一些改善建议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

机动车事故死亡率与院前救治和医院基础设施的关系

机动车事故致死率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这与事故后院前救治的差别有很大关系。据研究,决定机动车事故致死率的因素中48％可归结为非医疗原因(如创伤特点、年龄、酒精摄入和安全带的使用情况等),52％则应该归结为医疗原因(包括医务人员和非人力医疗资源)。该文研究的目的是评价机动车事故死亡率与医院基础设施的关系。该文作者比较了美国Alabama州内不同郡县的情况,机动车事故死亡率用社会人口统计学矫正。结果表明,拥有创伤治疗中心的郡县机动车事故死亡率为千分之4.8。

机动车事故伤害 工伤认定如何把握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但是,由于此类事故情形异常复杂,在实践中一直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的难点。在此类工伤认定中,把握＂上下班途中＂和＂机动车事故＂两个因素应从以下两个角度出发：

运用极坐标绘制厂内机动车事故现场图

企业的产品和物料的运输几乎都是通过各种厂内机动车来完成的。厂内机动车是一种危险性较大的特种设备,其运输作业具有流动性、频繁性、危险性及事故多发性等特点,一旦发生事故,在进行事故调查、作现场勘察时,都要求有关部门绘制出事故现场图。事故现场图是分析事故原因,确定事故责任的贡要依据。特别是对一些疑难事故、重大事故的处理往往要到事故现场反复进行分析,同时对一些特殊事故的处理,结案后还有可能发生翻案的情况。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都需恢复现场,做到以现场为依据,以法规为准绳,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因此,科学地绘制事故现场图是十分重要的。

机动车事故致间接性视神经损伤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视神经损伤（opticnerveinjury，ONI）保守治疗中使用激素的疗效，视觉诱发电位（visualevokedpotential，VEP）在非手术治疗患者预后判断中的作用。方法北京同仁医院急诊外科收治的机动车事故致颅面部损伤患者253例，将其中89例符合条件的ONI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激素治疗组（A组）44例，使用甲强龙等治疗7d；非激素治疗组（B组）45例，不使用激素治疗7d。比较两组患者视力恢复等级及时间。89例患者均行VEP检查。结果两组患者性别、年龄、BM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摩托车组ONI发生率高于汽车组（P〈0．01）；在摩托车事故中配戴头盔组ONI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未佩带组（P〈0．01）。A组与B组治疗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黑朦患者视力恢复等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A组患者恢复时间早于B组（P〈0．01）。VEP对于判断ONI患者预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非熄灭型组视力有改善者治疗前后其振幅及潜伏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叭）。结论摩托车事故致颅面部损伤是ONI的最主要原因。佩戴头盔能有效地降低摩托车事故所致ONI的发生率。应用激素对于患者最终预后在本实验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激素的应用可缩短恢复时间但增加并发症的发生率。VEP是判断视ONI患者预后的有效手段；VEP中P波振幅及潜伏期的恢复与患者视力改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2002-2021年中国0~14岁儿童机动车辆交通事故死亡率时间趋势分析

目的 描述分析2002-2021年中国城乡0~14岁儿童机动车辆交通事故死亡率的时间变化趋势,以期为我国儿童机动车辆交通事故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利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提取2002-2021年城乡0~14岁儿童机动车辆交通事故死亡率数据并计算标化死亡率。利用Joinpoint回归模型计算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别死亡率的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age rate change,APC)和年度平均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age rate change,AAPC),并分析其时间变化趋势。结果 Joinpoint回归分析表明,城乡儿童机动车辆交通事故标化死亡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城市2015年前为上升阶段(APC=8.96%,P <0.05),2015年后为下降阶段(APC=-11.02%,P <0.05);农村2013年前为上升阶段(APC=14.08%,P <0.05),2013年后为下降阶段(APC=-8.15%,P <0.05)。2002-2021年农村儿童AAPC为4.13%(P <0.05),高于城市儿童(AAPC=2.21%,P> 0.05)。2002-2021年中国儿童机动车交通事故标化死亡率分性别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男童和女童总体呈上升趋势,AAPC分别为3.02%和5.06%(P <0.05);分年龄别分析结果表明,农村1~4岁和5~9岁组总体呈上升趋势,AAPC分别为5.93%和3.84%(P <0.05)。结论 2002-2021年中国城乡0~14岁儿童机动车辆交通事故标化死亡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农村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未来仍需进一步加强交通安全防控工作,尤其是农村地区。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侵权人住所地管辖的理解与适用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侵权纠纷,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在司法实践中,部分诉讼当事人选择向保险公司住所地提起诉讼。然而,保险公司在案件中既不是具体侵权行为的实施者,也不承担案件侵权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对受害者所承担的责任实质是为侵权者代为赔付侵权赔偿保险金,被列为共同被告是为便于行使抗辩权、查清事实,系立法上的直接规定,此举并没有突破侵权行为或者侵权法律关系的立法界限。故而,保险公司所在地不应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受诉法院。

建立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的思考

国家要保障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利益。设立机动车强制保险管理委员会和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机动车强制保险和救助基金的经营管理。

机动车责任保险制度在机动车事故中的作用

机动车责任保险在交通安全管理中起着抑制交通灾害,促进民事责任制度发展的重要的作用。我国虽然实行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解决的对策是应改变责任限额全国统一数额的规定;同时扩大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单一的垫付抢救费的职能,增设机动车事故人身伤害补偿金制度。

如何认定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机动车数量与日俱增，而机动车事故发生率亦随之迅速增长。一般而言，交通事故的发生是由于车辆驾驶员直接所致，而车辆驾驶员中有的属于单位职工，有的是受雇于他人之雇员，亦有的是挂靠单位的车主等复杂情况。面对这些特殊情况，如何确定承担责任的...

论完善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加,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日益增多.为妥善解决机动车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有关部门相继制定了一些旨在处理此类问题的法规和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这些法规条例的颁布施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无法可依的问题.但是,我国现行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的立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损害赔偿的程序、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损害赔偿的范围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不利于人民法院正确公正地处理案件,同时更影响到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制定统一的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并对相关的问题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