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行动:机器文化的升起与终结

与原始时代的乡村相比,由机器技术来提供完完全全的人造生活的城市脱离了地球这一母亲,它把生命之流从大地中剥离出来,并耗尽大地而变成它自己。随着理性主义的来临,对技术的信仰几乎成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宗教。技术就像上帝那样拯救人类,技术就像上帝那样照亮我们。对于人类,技术的享受超过了每一种其他类型的享受,我们的人为生命越来越成为人造物。在今天,以任何一种方式去改变机器-技术的命运,要么超出了大脑的力量,要么超出了手的力量,因为机器-技术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内在的精神上的必要性,现在,它正朝向它的终结迈进。正如人类这一小宇宙曾经反抗自然一样,今天机器这一小宇宙正在反抗北欧人。世界的主人正在变成机器的奴隶,这一机器正在迫使人类服从机器的目的,因为技术只是精神和智力上的必要性,但不是维持生命所需的必要性。

精巧王国日本的机器文化

这是坐落在日本大阪市近郊一所不起眼的简单木屋，人们都忘了现在日本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那里没有精品店，没有咖啡店——真的是什么也没有。这完全不象是接受日本下一波科技革命的地方。但是，当—位白发苍苍、有气喘病的七旬老人健三访友返家时，总有一个短促高亢的声音迎接她：“你回来了，今天天气不错吧?”

乌班图机器人:迈向跨文化机器人学的关系型概念框架

近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社交机器人的文化维度。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哲学框架将“机器人在什么意义上与文化相关以及如何与文化相关”这一议题概念化。此外,一种更具文化多样性和关系性的社交机器人学路径,能够强调技术在应对现代性挑战和协助文化变革方面发挥作用。因此,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参与文化对话,反思我们自己的文化,并改变我们做事的方式。

人机互动关系的跨文化问题

机器人走进人类社交生活圈,成为“今天来明天被替代”的新型陌生人。人与机器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不仅延伸了经典的陌生人关系形式,表现为亲密与距离、包容与排斥等多种紧张关系的互动性,同时还增添了类人与异己(他者化)、自我与第二自我之间的互动性,从而形成了跨文化机器人学的核心问题。机器人作为不可思议的“他者”,是人类精神的创造与压抑的结果,也是人的内在欲望与焦虑的表现。“似人的机器”与“似机器的人”都成了“陌生人”,构成人工智能时代“陌生性”的双重建构。因此更加需要寻求人类文化范畴的“机器人文化”与超人类文化范畴的“机器人文化”之间的互惠性关系。机器人的跨文化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不仅仅是机器人如何被理解、接受和使用,更在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在类人性的设计中的异己力量,警惕被“第二自我”操纵,维护自由、完整的人机关系。

德、日机器人文化探析及中国“第三种机器人文化”构建

随着AI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机器人已不再局限于工业和社交领域,其文化内涵愈发值得重视。文章着力探讨人类文化范畴内的机器人文化,它重视机器人固有的人文文化传统,有助于理解人机关系,也与当今机器人应用实践息息相关。东西方机器人文化差异明显,德国(欧美)和日本分别形成了焦虑型与愿景式机器人文化,这与其宗教人伦和科幻文化紧密相关。关于机器人文化差异性的讨论,有助于反观人性和人类文化,机器人伦理讨论需有跨文化视角,也可为中国机器人文化的构建带来启发。不同于欧美或日本机器人文化的“第三种机器人文化”,即折中、务实、积极且强调人机协存的“中国机器人文化”正在形成。

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基于卡茨尼尔森框架的分析

借鉴卡茨尼尔森等关于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框架,本文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在文化层面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考察了三方面的内容:阶级话语的消逝及其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影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及其悖论;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阶级形成中的"发声"。本文的研究发现包括:其一,阶级话语的消逝导致了农民工问题表述中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并存,造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尴尬错位,并引发了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巨大张力;其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一方面具有遮蔽现实、充当社会水泥的功效,另一方面这种建构因不得不以乌托邦为参照系而构成了一种对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现实的迂回批判,反过来为农民工及其后代对自身的处境予以反思性认识,提供了一面镜子;最后,打工文化的兴起,为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

仿人机器人的仿人性及其多维意义

仿人机器人在外形和智能化水平上越来越像人类,其"仿人性"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在技术方面,仿人性源于和服务于机器人的设计和应用目的;在社交意义上,仿人性有利于人机互动,便于提供社会服务;在文化意义上,仿人性反映了设计师及其社会环境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在法律意义上,仿人性引发了赋予机器人法律主体地位的法学构想和法律行动。仿人性使得机器人在各种应用场景中能够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同时也应注意其潜在的法律与伦理风险。

“新工科”背景下的“文化+艺术+科技”产教研融合创新模式初探

产教研一体化的道路是新时代高校一种有远见的选择。该文立足于智能时代高校发展"新工科"的背景,以"文化+艺术+科技"为创新理念,将文化、艺术和计算机人工智能科技充分结合,走文化IP培育和"文化机器人"研发并举的实践路线,探寻产教研融合创新的新时代高校发展模式,以期形成产教研无缝对接、无限发展的生态闭环。

尼采、技术与超人类主义

尼采虽和马克思、海德格尔一道被称为我们时代的“技术命运的真正先知”,可无论是前期尼采的文化改造,还是后期尼采的价值重估,都没有以技术为思想主题。尼采对技术的直接讨论,主要集中在其中期思想,尤其集中于《漫游者及其影子》这部尼采漫游时期的开端之作。在这部书中,尼采提出了“机器时代”和“机器文化”的概念,在承认现代技术的惊人成就的同时,辩证地从人工智能中看到了人工愚蠢和人工无聊,从技术所提供的便利中看到了非人格化的危险。《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虽然没有专题性地讨论技术,可当代技术发展所引发的超人类主义思潮与尼采的“超人”和“末人”思想有着高度相关性。超人类主义者并未超越人本主义的价值追求,而只是超越了这种价值追求的实现手段,即从教育手段提升为技术手段。从尼采的视角来看,超人类主义所信奉的实为末人的价值观,并且当代的超人类主义思潮恰恰表明,看似平庸而无害的末人价值具有强大的政治潜力。尼采的“超人”和“末人”思想在当下来说,正是对这种新兴意识形态所作的哲学批判。

文化增长机器:后工业城市与社区发展路径探索

文化在城市与社区发展中的角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得到广泛的认可。前沿的城市研究文献探索文化如何与人、与地互动构成一个场景(scene)从而定义一个城市社区,并且这样的一个城市社区场景如何进一步影响居民的态度和行为。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一个场景,它的构成不是自动的。需要参与者主动积极地用文化策略连接融合各种独立的元素,场景才成为可能。在城市或社区场景制造中有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三个主要参与主体,不同主体使用不同的文化策略来表达和倾诉自己利益。按照这样的逻辑,城市与社区已经变成一个增长机器和娱乐机器的结合体:文化增长机器。一般说来,政府管理者把文化当作一种市场和社会回应策略,市场视文化为新的经济利益点,社会群体或组织把文化当作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因此,城市或社区文化场景制造具有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等三重特性。只有这三种特性达到平衡时,一个成功的城市社区文化场景才能形成,才能对本地区增长与发展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北京798艺术社区、温哥华的格兰维尔岛(Granville Island)社区、赫尔辛基的电缆厂(the Cable Factory)艺术社区等三个案例来解释文化增长机器对于后工业城市与社区发展的重要意义。

动手开启智慧之门,创新迈进智能时代——记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竞赛活动

在回顾中国机器人足球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机器人与机器人文化概念，论述支撑机器人文化的社会机器人发展策略及机器人文化的研发平台，即仿人型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系统，重点说明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的定义、意义以及比赛项目的分类方法；同时介绍哈工大机器人创新基地研究开发的机器人奥林匹克示范演示系统的总体构思，该系统将成为我国发展机器人文化的理想平台。

谈机器人伦理学

首先,机器人伦理学是机器人学的新领域,涉及机器人对人和社会的积极和消极意涵。其次,机器人伦理学也是一种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旨在唤起机器人,尤其是智能/自主机器人的道德设计、发展和运用。本文拟探讨机器人的类别,以及机器人被运用于不同领域时面临的伦理学问题。

超越“人际影响”:米尔斯的迪凯特研究与传播想像

迪凯特研究并非拉扎斯菲尔德偶然的知识生产,而是一项范式下的解谜活动。作为迪凯特调查早期的研究主管,米尔斯由于不符合拉扎斯菲尔德的范式承诺与知识目标而被半路解雇。米尔斯与拉扎斯菲尔德这段并不愉快的传播研究"往事"产生了两个意外结果。首先,源于此次亲身合作,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将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研究知识判定为"贫乏的",并着重从学理层面对这一判断进行了论证。其次,米尔斯将迪凯特调查的经验材料运用到了《权力精英》等著作中,并形成了与《人际影响》截然不同的传播想象。从迪凯特调查重新出发,文章认为米尔斯所说的方法论的抑制正是拉扎斯菲尔德等无法完成概化知识生产的根源;超越《人际影响》,米尔斯为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了一条历史-比较的研究路径,大众传播时代的民主建构问题成为其传播想象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