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机器的政治经济学审视——在AI时代,读“机器论片段”

沿着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指出的思考方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机器是一种以模拟的方式将人的脑力劳动能力转移进机器的机器体系。在资本主导的信息产业对智能技术和智能媒介的改造下,人愈发处于一种由知识丧失带来的“系统性愚钝”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吸收了人类智能的机器,就难免会出现与人对立的状况。增强人类智能的事业,需要我们在宏观上从信息社会内部,发展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限定的更好的社会生产关系,让凝结在智能机器中的人类能力朝着造福大多数人的方向发展。同时也需我们在微观上培育与不同层面的“机器”进行协商的意愿和能力,更理想的人机关系应该建立在人与“机器”的深度协商和有效磨合之上,而非人对“机器”之运作逻辑、机制、功能、要求的单方面接受之上。

从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看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异化与劳动解放

“一般智力”是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提出的与“相对剩余价值”相对应的经典命题。“一般智力”通常是指由长期累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艺所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体的整体性智力。从基于机器技术的“一般智力”到基于智能技术的“一般智能”,构成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力基础,即“客观抽象理论”2.0版。从作为形式规定性的“机器体系”到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智能系统”,构成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关系基础,即物质性劳动的升级版。从“集中劳动”到“零工劳动”,机器大工业时代以“抽象价值”为媒介的异化形式,让位于人工智能时代以“一般数据”为媒介的异化形式。从“劳动自由”到“生命自由”,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具身性劳动”走向了人工智能时代的“离场性劳动”。从“一般智能”到“智能系统”到“零工劳动”再到“生命自由”,上演了一部从劳动异化到劳动解放的变奏曲。

对奈格里“主体性”解读的反思与批评——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机器论片段”

20世纪70年代末,奈格里完成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机器论片段”的“主体性”解读,并撰成了《〈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通过对以“机器论片段”为中心的多个文本的考察,我们认为,奈格里的“主体性”解读无疑有助于抗衡“令人窒息”的“经济主义”“客观主义”阐释,且使马克思“思想”呈现出一种应然的理论“完整性”,但由于这一解读路径过于强调“分离逻辑”主导下的劳动者“主体性”,从而不仅弱化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辩证性,而且使他力图颠覆“剩余价值规律”的反抗方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论“机器论片段”与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劳动价值

劳动价值论证实价值的唯一来源应该是人类劳动,在只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作的地方,纯粹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可能吗?在“机器论片段”中,劳动价值论可以被机器劳动价值论所取代,因此一个纯粹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其中只有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作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机器到人工智能的思想史表明人工智能符合资本主义总体意识形态,人工智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提取剩余价值的工具。而要避免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场所的控制,维护人类福祉,首先,要避免“劳动创造价值,人工智能可以劳动,因此,人工智能可以创造价值”的三段论谬误;其次,要认清人工智能对工作场所的控制和剥削实质,在工作场所进行智能决策时依赖机器计算,实际上会给任何关于人工智能实施和使用的伦理带来广泛的问题;最后,要重视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警惕不以繁荣的福利国家,良好的工作条件或工作和生活的质量体验为导向的人工智能。

马克思“机器论片段”视域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地方性治理

马克思“机器论片段”对机器在劳动实践中的地位作了充分说明,为今天理解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应用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在其劳动实践中通过社会建构形成了微观权力网络。时下热议的人工智能标准、伦理与风险等重要社会问题,乃至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发展问题,都与劳动实践中技术的社会建构密切相关。其中可能出现的技术不平衡发展或异化问题,要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以技术应用的地方性特征为基础,通过制度建设与劳动实践的协调发展来加以解决。

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两种当代解读路径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机器论片段"中深入探讨了机器体系、一般智力与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数字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这一片断为西方左派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对"机器论片段"的诸多解读中,哈特、奈格里和斯蒂格勒的具体分析呈现出对立性。前者认为主体通过非物质劳动可以重新实现与一般智力的结合,而后者则指认技术设备在资本的控制下进一步加深了对个体一般智力的剥夺,导致"普遍的知识无产化"。虽然他们的分析各具特点,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资本关系维度,并偏离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历史性分析,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弊端。

马克思主义与加速主义——兼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的当代价值

加速主义是左翼在反抗资本主义失败之后妥协的产物,主张在现有制度的制约下提高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速度,以便超越资本主义。加速主义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为依据“挑战”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为超越资本主义寻求合法性论证。加速主义试图为当代左翼寻求新的斗争策略,但其理论上的缺陷对左翼作出的理论承诺及其兑现承诺的能力构成了巨大挑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角度审视加速主义,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一思潮的局限,从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数字时代的劳动、技术与资本——基于“机器论片段”在当代左翼的两种解读路径

数字资本主义的界限就是资本自身,找寻现实的革命主体和解放路径必须深入聚焦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样态。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对工业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劳动、技术和资本间的结构关系与辩证运动进行了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实验性解剖,演绎了从大机器排挤活劳动到交换价值体系必将崩溃的解放哲学。面对数字资本主义在劳动实践和技术面向的最新"变体",左翼加速主义和当代自治主义等思想流派再次转向"机器论片段",通过数字技术和非物质劳动指认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矛盾形态,并基于社会技术霸权和劳动本体论进行理论实验,试图在数字时代续写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哲学。当代自治主义和左翼加速主义两种不同面向的理论主张,为理解数字样态下的劳动与技术、知识与解放间的复杂图绘和本质关联提供了有益启发,形成了考察马克思主义解放哲学当代发展的独特视角。

左翼加速主义批判——兼论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

传统加速理论始终强调技术与资本的联合,近年兴起的左翼加速主义则认为,资本体系无力掌控的技术能够产生破坏与变革的力量,因而技术加速能够成为左翼革命的新路径。然而,自2015年以来,左翼加速主义日益陷入衰颓的困境,面临被右翼加速主义吸收、转化的危险。造成上述危机的原因,首先在于左翼加速理论误解了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中不成熟的观点,在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革命等关键问题上得出错误的结论;此外,左翼加速主义理论深度、创新能力方面的缺失,以及在行动纲领、实践目标方面的弊端,也是造成其困境的重要因素。左翼加速主义夸大了失控技术对资本的反噬作用,并断言技术加速必然带来资本体系危机化的加速与自行崩溃,却忽视了作为革命的基础与主体的劳动者本身,因而未能在根本上触及社会变革的实质。

马克思、斯蒂格勒与机器技术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演绎了工业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机器技术、一般智力与固定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机器形态加速变革,分析马克思的机器观并找到未来发展路径是直面时代问题的重要任务。目前,在当代西方左翼对于“机器论片段”的大多分析中,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肯认机器与技术作为推动社会的力量,而个人的理论知识与行为能力却又在资本的控制下被进一步剥夺,最终形成了“系统性愚蠢”的表征,出现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无产阶级化”。在本文看来,斯蒂格勒的机器技术观建立在马克思分析“资本”关系维度上,因此,分析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内涵的机器观是理解斯蒂格勒技术理念、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与技术、知识与解放关系的路径选择。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激进主义四个回溯性命题研究

资本借助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改进自身增殖过程而形成的数字资本主义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哲学提供了新的批判基质。奈格里、阿甘本、罗萨、巴迪欧等激进学者分别回溯生命政治学、“机器论片段”、马克思异化理论、共产主义学说等理论资源,洞察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新治理方式、新生产方式和新生活体验,寻求新型革命主体,探索数字时代实现“新共产主义”的路径。四个命题的回溯遵循着解读-批判-超越的理论逻辑,揭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日趋常态化的症候机制,延续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具有的反思精神和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旨归。他们的批判方向大多呈现分裂分化的状态,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症候的表象分析,偏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有关重振共产主义的设想姿态大于行动,弱化了共产主义的革命性特征,最终忘却探析资本主义种种社会症候的根本目标在于摧毁腐朽的资本主义剥削机制,找到真正的主体性力量承担起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任务。

重审马克思“一般智力”的三个面向——从主观维度到生产维度的思想史考察

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被以维尔诺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们誉为“圣经式的文本”。其中,“一般智力”作为“机器论片段”的核心概念广受关注并被许多学者阐发。维尔诺从主体向度出发,将一般智力看作思维和语言的能力。这种从思维层面分析一般智力的方法曾受到过索恩·雷特尔的批判,他认为,对一般智力的理解不能从主观维度出发,而应将其放在交换领域去审视。索恩·雷特尔的理解虽落脚于现实,却止步于商品交换层面,忽视了生产维度。因此,要想真正厘清一般智力问题,还需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

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重思斯蒂格勒的无产阶级化概念

数字资本主义是技术与人双向延异的时代,为了批判技术的负面影响,斯蒂格勒提出无产阶级化概念,以技术逻辑重新诠释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理论。斯蒂格勒通过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段”文本的分析与重构,基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完成了无产阶级化概念的语境转换。但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可以发现斯蒂格勒的无产阶级化概念一方面忽视了其根本性的社会历史语境,另一方面则忽视了与生产力共同构成矛盾运动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基于技术逻辑的文本重构。因此,只有在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重新审视斯蒂格勒的无产阶级化概念,才能明确其社会批判进路中的理论缺陷,才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进而更好地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问题症候进行反思和批判。

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还是工业化劳动——当代劳动转型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以云空间、大数据和物联网为核心的互联网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广泛应用,部分学者认为传统工业劳动概念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资本对劳动的强制剥削关系已经不能有效指认当代劳动的新变化及其与资本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需要新的概念和理论加以补充,而“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则被指认为是理解当代劳动形式的有效概念。然而,一方面,这一判断在理解劳动新变化的实质有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另一方面,以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为代表的学者对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一般智力概念和工业劳动概念的解读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从固定资本的角度重新阐释《资本论》何以可能

当代国内外学术界以固定资本作为重新阐释《资本论》的切入点,在以一般利润率下降等规律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爆发危机的内爆性之外,又以固定资本的当代发展形式即一般智力的介入来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爆发危机的外部动力。以奈格里、保罗·维尔诺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以“机器论片段”中一般智力为切入点,引入活劳动之于固定资本的重要性,最终从阶级斗争层面激活了《资本论》中固定资本的当代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任务,也因此引起了国内学界关注“机器论片段”。在此背景下,从马克思固定资本概念的思想史背景、何以并以何种方式卷土重来为切入点,可以厘清当代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的新方案。唯有如此,才能为《资本论》的当代价值注入新的活力。

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及其机器问题的再思考

马克思对"机器问题"的关注,不仅针对资本主义生产中机器的使用问题,更在于试图打破由价值和生产价值的劳动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的抽象统治。无论是将"机器问题"放置于马克思思想发展演变所呈现的线性逻辑性中,还是强调"机器论片段"的断裂性与跳跃性,都无法正确理解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批判。只有深入马克思劳动批判这一本质性维度中,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对"机器问题"的解读,并为探求数字化时代中劳动的最适当形式与人的合理存在方式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