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杀人作案”法医精神病鉴定1例

1案例1.1简要案情被鉴定人胡某,男,40岁,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已婚,育有一双儿女。某年4月27日凌晨02:00许,胡某从五楼(出租屋)跳下摔伤致失血性休克,被路人发现后打“120”送至医院抢救;下午13:00许,其妻熊某被发现在该出租屋内死亡,死亡原因系被锐器砍切颈部致血管、气管、食管离断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因被鉴定人既往有精神异常表现且案发后不能回忆涉案经过,为慎重处理此案,公安机关委托我院对胡某的精神状态、刑事责任能力及受审能力进行法医学鉴定。

宽严相济视角下义愤杀人犯罪的认定标准与量刑规范——以217份刑事判决书为样本

义愤杀人案件因其情与法、人伦孝义与犯罪事实的复杂交织而频频引发社会关注。当前司法实务中对义愤杀人犯罪存在认定标准不一、义愤情节易被忽视、量刑畸轻畸重甚至同案不同判等问题。定罪方面,引起义愤杀人的“不义”行为应严格限定为严重悖德行为,只有“不义”行为的实施对象及与实施对象有特殊关系者才能够被认定为义愤杀人者,为终结长期迫害的“非当场性”杀人行为也可以被认定为义愤杀人。量刑方面,应当将“义愤”动机(原因)作为确定义愤杀人犯罪量刑起点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以普通故意杀人罪的量刑规范确定基准刑,并综合案件实际,依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谨慎、严格地把控义愤杀人犯罪中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

故意杀人罪中“手段残忍”情节认定及其对量刑的影响

虽然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手段残忍”在故意杀人罪量刑中的作用,但部分规范与司法解释间接提及了“手段残忍”可能导致从重或加重的量刑结果,且在故意杀人案件的裁判文书中,已发现“手段残忍”被运用在法官说理部分。如何结合刑法理论与实务,分析法官认定手段残忍的测量依据,并检验其在量刑中的作用,成为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本研究以2014—2019年17785份一审刑事判决书为数据基础,通过随机抽样3000份样本,应用多种编码策略,检验了故意杀人犯罪中哪些具体手段残忍情形影响了法官对“手段残忍”的认定,以及已认定的手段残忍与具体手段残忍情形对量刑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手段残忍”的认定上,六类具体情形都与法官认定手段残忍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量刑层面上,仅有多次侵害、侵害多部位、分尸或毁损尸体以及多被害人对刑期有显著影响;当考虑了法官认定的手段残忍后,多次侵害、多被害人和分尸或毁损尸体依旧具有显著增加刑期的作用。基于以上发现,研究者讨论了潜在的解释与未来研究方向。

清律“造厌魅符书咒诅欲以杀人”条小考

“造厌魅符书咒诅欲以杀人”是清代有关巫术杀人的法律规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条文之一。唐以降虽然条文的编写体例有所差异,但该条内容一致保持了相对稳定性。该条文的适用要求犯罪者既实施或教唆实施了造厌魅符书欲以行为,又有相应的犯罪意图,并不要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已造成了危害结果,或者是卑幼对尊长实施了该行为,则会招致更严重的惩罚。从立法理念来看,本条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借用巫术手段完成的杀人罪,这就产生了与“谋杀人”条竞合的可能。检视本条适用案例,可进一步明确本条的适用要件。在判断犯罪者的犯罪意图时,采用犯罪意图与行为一致的巫术外观主义。在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况下,适用“谋杀人”造意者为首的情况。法律中未列明的巫术行为是否能够成立本罪,视其能否造成巫术害人的后果而定。但限于史料的不完备,上述结论目前为止仅可作为一种可能性加以讨论。除此之外,本条在清代适用较为弱化,其可能同清代控死思想存在某种联系,作为本文余论留待后考。

电影符号视域下浅析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作为华语影坛中史诗级作品,自20个世纪90年代上映至今,依然为观众所热爱,经久不衰。而电影中画框式构图、自然光运用、固定镜头和道具等视听语言的运用,彰显着杨德昌导演的作品一贯追求的纪实性纪录片式美学风格。电影作为融合声音、视觉画面等多种元素的综合性艺术,视听语言则是将声音、镜头等符号有机组合为完整电影作品的手段和方式,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深入解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视听语言,进一步探究影片背后所蕴含的那个时代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问题。

基于社会键理论的少年暴力犯罪原因探析——以韦进木杀人犯罪为例

近年,我国少年暴力犯罪时有发生,且主观恶性大、手段残忍、危害后果严重,因此,深入分析此类犯罪的发生原因并针对性地构建少年暴力犯罪预防体系刻不容缓。社会键理论是阐释少年犯罪原因的重要理论,可为少年犯罪预防提供重要启示。该理论认为,依恋、奉献、卷入和信念这四大社会键单独发挥制约少年犯罪作用的同时,相互之间以遵从奖赏为连接形成的原因连锁也能够抑制少年犯罪的产生。韦进木杀人犯罪是一起典型的少年暴力犯罪,运用社会键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可知:韦进木初次犯罪和持续犯罪的原因,均为单个社会键缺失和原因连锁未形成而引起的微观环境制约失效与自我控制能力低下。可见,改造少年所处的微观环境、重视少年自我控制能力建设对预防少年暴力犯罪意义重大。

亲密伴侣间故意杀人犯罪特征与发生机制

亲密伴侣间故意杀人犯罪是指发生于持续中或结束一段时间内的婚姻关系、恋爱关系(包括婚外情关系)中的故意杀人犯罪。从我国审结于2020年的案件可知,亲密伴侣间故意杀人犯罪数量约占故意杀人犯罪总数的1/3,呈现出性别差异性、隐蔽性、表达性、互动性等特征。一般紧张理论为此类犯罪发生机制的阐释提供了理论视角,征表“亲密不足”的激发因素是犯罪行为人压力的来源,性嫉妒等负面情绪推动犯罪动机转化为犯罪行为,环境的、个体的、关系的与情境的调节因素对犯罪动机向杀人行为的转化具有重要影响。

情境行动理论视角下的无差别杀人犯因性分析

在明晰无差别杀人这一犯罪概念的前提下,通过情境行动理论对无差别杀人进行犯因性分析,即在情境模型中分析无差别杀人倾向、即时环境中犯因性这两方面的形成原因。当具有无差别杀人倾向的个体,暴露于一个充斥着暴力亚文化、支持暴力的道德语境且存在众多旁观者的即时环境中时,更可能在认知—选择过程的筛选后实施无差别杀人犯罪。

论影响量刑轻重的司法经验——以故意杀人案件中的量刑经验事实为分析对象

司法经验是司法者在长期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辅助司法判断的个性化知识。有经验的司法者与没有经验的司法者相比,前者对司法活动中的经验事实更为关注,能够基于经验事实形成个性知识仓库。经验事实不是构成要件事实,也不是量刑规范化文件中被设定的规范量刑事实,而是随附事实。在故意杀人案件中,较为常见可以影响量刑轻重判断的经验事实有:案发时间地点,尸体处理方式,社会惊扰程度,致死手段的残忍程度,灭门绝嗣等。经验事实有三个特征:一是描述法益侵害程度,二是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三是与伦理善恶判断相关。

從“譊、妘刑殺人等案”看秦丞相史的司法職能

嶽麓秦簡《爲獄等狀四種》“譊、妘刑殺人等案”中“丞相、史如”是審理乞鞫案的主體,由此産生“丞”相、“丞相”與“丞相史”三種解讀。丞“相”的觀點有説服力,但悖於郡丞不能主導郡級審判的制度。“丞相”與“官職+名諱”的官文書記録方式相悖,且與秦漢丞相的司法執掌不相契合。“丞相史”的觀點合乎秦漢丞相掌有司法權但往往不直接行使的制度,且部分材料顯示丞相史能够處理地方司法事務。因此,“丞相、史如”的斷句可能爲“丞相史如”。對丞相史司法權的考察可見,秦中央對地方的司法控制有多元性。

旁边住着“杀人魔”

1我们家旁边有个出租屋,出租屋二楼最靠边的房间里住着一个杀人魔。他因为杀人罪被判过刑,现在刑满释放。那时我只有三四岁,依稀记得电视里的画面: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被两个警察押着往前走。就在被押上警车的那一瞬间,那个男人用一种很可怕的眼神冲着镜头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杀人凶手“诈死”20年

留下遗书和能证明身份的物品后,章皓便按照计划路线顺利逃离,随后找人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化名“王成建”,到南通港的一家机械厂打工,开启“新”生活。

山东高密使用警犬搜索物证侦破故意杀人案1例分析

一、案件基本情况XXXX年X月XX日7时21分,山东省高密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被人用刀捅伤,要求处理。经初查,系崔某东与王某发生感情纠纷,驾车带刀窜至高密市XXXX小区将王某和王某升捅伤。王某升和王某被送医院抢救。

法国:拟新增“公路杀人罪”严厉打击危险驾驶

英国《卫报》网站7月17日刊登记者金·威尔舍的文章,题为《法国新增“公路杀人罪”严厉打击危险司机》,全文编译如下:近日,法国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宣布设立一项新罪名,即“公路杀人罪”,专门针对危险驾驶人员。在现有的法国刑法中,危险驾驶致人死亡被纳入过失杀人罪,肇事者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并处以最高7.5万欧元的罚款。

兰州警犬实战团队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发挥作用1例分析

一、案情基本情况××××年××月××日,甘肃省兰州市某地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持刀捅死一女子后迅速逃离现场,根据视频追踪发现犯罪嫌疑人最后出现的地点位于兰州市西固区某地,上级要求市公安局警犬基地迅速集结警犬实战团队,支援搜捕现场。

杀人抑郁障碍案例的特点和病理心理机制探讨

目的：探讨杀人抑郁障碍案例的特点及其杀人行为的病理心理机制，方法：对我所１０年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例中的３３例诊断为抑郁障碍的杀人案例进行对照研究，对照组为同期住院的抑郁障碍患者，性别相同，年龄、病程基本匹配。结果：发现两组在精神疾病家族史、既往躯体疾病史、起病诱因、基本症状和诊断分型上都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１或００５）。结论：杀人抑郁障碍案例的基本特点可做为预测因素，对其杀人行为的病理心理机制进行了理论性探讨。

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标准规范化的实证考察

故意杀人罪是死刑适用最为集中的一个罪名,侵犯的是刑法保护的最重要的法益。规范认定该罪的"情节较轻"有助于限制死刑的适用。我国刑法未规定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的具体标准。因为在一般情形下法定刑的幅度往往与量刑情节无关,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什么情形属于"情节较轻"的标准也比较模糊,导致了量刑畸重畸轻的情况。"情节较轻"认定的标准是:行为人必须具有法定减轻的情节;行为人实施杀人的手段不是特别残忍;行为人是基于可宽恕的动机实施杀人行为;从行为人的认罪以及悔罪态度上分析可以得出再犯可能性较小;从法律效果的角度考量,从轻处罚可以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在绑架杀人犯罪中的刑法适用——兼谈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立法根据

本文针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绑架杀人应如何适用刑法的争论 ,剖析了肯定说、否定说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答复”的错误和不足 ,重新论证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绑架杀人的 ,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立法根据除了考虑犯罪的严重性以及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的辨认控制能力特点之外 ,实际上还考虑到犯罪的常发性和包容性。

孝文化的法律表达:亲亲相犯的差异化处置——对两起故意杀人案件的法社会学分析

基于两起故意杀人案件中亲子相犯的差异化处置,追溯我国传统法律在涉及故意杀人罪中对孝道文化价值的维系,结合现代部分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在该罪中对家庭伦理的彰显。我们认为,刑法应当对量刑实践中亲子相犯时的差异化判罚给予合法性和正当性,彰显孝道价值。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治建设更应符合中国自身情况,观照中国的法律传统,符合广大民众所认可的普遍道德原则,体现法治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