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剧《杀狗》焦氏形象嬗变的女性主义解读——基于王秀兰的口述史料分析

《杀狗》是蒲剧久演不衰的传统折子戏。建国前后男旦王存才与第一批蒲剧女旦王秀兰对于焦氏形象塑造发生了变迁。从王秀兰本人的口述资料来看,这种变迁不仅印证着戏曲与性别文化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反映了女性地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展现戏曲在新编以及表演过程中女性价值观念的演变。

《杀狗记》在近代地方戏中的流变

《杀狗记》虽在五大南戏中评价不高,但是因其剧情强调血缘伦理价值,在戏曲演出舞台上仍经久不衰。近代随着地方戏的兴起,《杀狗记》又成为各剧种声腔的保留剧目,流传甚广。因其民间戏的特性,促使近代的民间艺人在演出时沿袭明清民间艺人的舞台演出本之外,对故事情节、表演效果、曲体形式等方面进行完善与丰富,使之在近代戏曲舞台上呈现不同的风貌,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奔赴 奔丧，有着生命皈依的游子——解读《杀狗的过程》

“这应该是杀狗的唯一方式”，以此句作为开头，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深情，内敛，沉郁，平静叙述，确立了诗人第三者或旁观者的叙述视角。“应该是”体现了现代诗对于现实的独立诠释。

《杀狗劝夫》释词补证

元代杭州人萧德祥的杂剧《杀狗劝夫》的外文译注本,法文版的有巴赞译介的《杨氏妻的狗》(Le chien de Yang-chi),载《亚洲杂志》2—3月号(1851年版,206页);德·比西据晁德莅拉丁文版《杀狗劝夫》转译为法文,收入《中国文化教程》1897年法文版第1卷。拉丁文版的有晁德莅摘译的《杀狗劝夫》(Corriger ur homme en tuand

戏文《杀狗记》的重新演绎——论改编粤剧《杀狗记》的叙事结构

《杀狗记》为中国四大南戏之一,由创作至今历近六百年,改本繁多,而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明代冯梦龙的改定本。《杀狗记》的改本众多,且流传甚广,以20世纪粤剧为例,从1999到2000一年间就出现了两个《杀狗记》改本——区文凤改编的《杀狗记》、阮兆辉改编的《杀狗劝夫》。钱南扬认为《杀狗记》屡遭删改是由于其剧情不合理,且篇幅过长,故本文以中国传统戏曲结构理论结合西方叙事结构理论,研究及分析粤剧《杀狗记》改本在叙事结构上的改编及动机。总括来说,区本成功以角色带动及重新组合原本拖沓冗赘的原文,并突显主要角色之间对立关系,加强戏剧的冲突和张力,令全剧更见紧凑;改本更突出了戏曲中的"真情",并见证当代社会的现象和诉求。

戏曲表演中的停顿——我演《杀狗》一得

我在饰演《杀狗》焦氏过程中,有几处没有唱,没有白的地方完全在静中进行。这种静态是动作中的停顿。在戏曲表演中这种停顿往往作用很大,尤其象杀狗这种做功戏,以静态为主时,在人物身上灌注了令人难忘的神韵感和雕塑感,都具有人物精神状态的最佳体现。例如:曹庄知道他娘今日受了焦氏的气,就很生气的将妻子唤上,当焦氏发现自己的丈夫今天回家非常生气时,她马上想到的是老婆婆给儿子告了状,她开始很担心,怕丈夫今日饶不了她,她灵机一动,马上笑脸迎上前去,热情万分,为丈夫又是擦水、又是打土。

谈田蔓莎演《杀狗》

就年轻人而言,田蔓莎是演出《杀狗》一剧的佼佼者。 1980年她进入重庆沙坪坝区川剧班学习,一年后开始排演《杀狗》。当时她也只有十六、七岁,只能是老师怎么教就怎么演,对人物性格思考不多。1987年,她考入四川省川剧学校成人中专班学习,在艺术修养及理论知识素质等方面都有所提高。89年省川校参加中国艺术节演出,她又重新加工此剧,在京演出后,以新的理解。

古代戏曲中女性思想的伦理观初探——以南戏《杀狗记》中杨月真为例

封建社会家庭制度实际上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不平等制度,在封建家庭中大家长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南戏《杀狗记》中的杨月真深受封建礼教影响,虽是典型的封建家庭妇女,但也拥有睿智的头脑与独立思考的能力,杨月真除了对夫权顺从之外,也有一些自我独立意识与对夫权的反抗。通过对杨月真人物形象的分析,可窥见封建礼教下女性对封建伦理既服从又反抗的矛盾心理。这一角色也体现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女性面对社会、家庭、封建道德伦理的一个矛盾的心理状态,体现出的独立与反抗意识是封建社会女性思想进步的表现。

沈云陔与《杀狗惊妻》

沈云陔（1905～1978）男,湖北新洲人。楚剧青衣,沈派创始人。少年时在乡间学艺,艺名＂十岁红＂。1919年加入职业花鼓戏班,1921年受聘于汉口春仙班,1927年参加楚剧演员训练班,1938年参加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并组建问艺楚剧宣传二队入川。1946年秋率队返汉与美成戏院、建艺楚剧团合并组建问艺楚剧团。

《杀狗记》的三重悲剧性

《杀狗记》是四大南戏之一,虽然是大团圆结局,却具有一定的悲剧性。从个体视域下看,孙华与孙荣存在着激烈的性格冲突,导致了性格悲剧;从家庭视域下看,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制约,孙家所有人都笼罩在掌权者孙华的阴影下,导致了伦理悲剧;从社会视域下看,元末儒生群体的地位下降,导致了孙荣的人生悲剧。个体视域、家庭视域、社会视域下的三重悲剧,构成了《杀狗记》的悲剧意蕴。

论永嘉昆曲传习所《杀狗记》的改编

本文将永嘉昆曲传习所演出的昆剧《杀狗记》与原作进行对比,从情节和剧作中的各个人物等方面来分析各自的优劣,以及讨论《杀狗记》的改编意义和当代其所具有的价值。

元杂剧《杨氏女杀狗劝夫》的家族危机研究

《杨氏女杀狗劝夫》写孙荣与无赖柳隆卿、胡子转结交,虐待胞弟孙华;孙荣之妻杨氏为规劝孙荣,杀死一条狗,设下计谋,使得孙荣明辨亲疏,恢复兄弟之情,避免了一场家族危机,故事迎来圆满结局。剧中“生日庆典”与“清明祭祀”情节,展示了外部势力对孙氏家族及兄弟关系构成的威胁与伤害;柳隆卿与胡子转对孙荣进行蛊惑;杀狗行为对弱势的“弟弟”起到保护作用,杀狗禳除了象征着“蛊灾”的外部灾祸。

《杀狗劝夫》杂剧编者及与同题南戏关系研究

《杀狗劝夫》杂剧的编者是否为《录鬼簿》著录之萧德祥,学界存在争议。从杂剧文本提供的内证以及目录文献著录的情况,可以判定其编者系元初无名氏。而同题南戏的作者乃萧德祥,从现存的唯一全本汲古阁刊本来看,由角色排场、韵部及具体曲辞,可以确定南戏是在沿袭同名杂剧故事轮廓基础上,拼凑其他相类杂剧文本而成。

永嘉昆剧《杀狗记》的当代改编

永嘉昆曲传习所于2003年排演的昆剧《杀狗记》,使得古老的南戏作品《杀狗记》再次呈现在舞台之上。永昆《杀狗记》省去了部分情节和角色,紧紧围绕“杀狗”这一中心情节展开表演,塑造了刘龙卿、胡子传、杨月真、孙华、孙荣这五个生动的角色形象。且在原本“妻贤夫祸少”的主旨思想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入了符合当下社会的价值观念。加上舞台布景及灯光的运用和唱腔的配合,使经典作品更加深入人心。

《杀狗记》古俗考

南戏《杀狗记》与元杂剧《杀狗劝夫》情节近似,写富贵子弟孙华对其弟孙荣无兄长之爱,每日用酒肉喂养两个无赖(胡子传、柳龙卿)。孙荣则被赶出家门,住于破窑。嫂嫂杨月真心生一计劝悟其夫,杀狗套上人衣,放于门口。

论元杂剧《杀狗劝夫》中的“清明节令”

中国古典戏曲既是民俗的一部分,也包含了对多种民俗事象的反映,元杂剧《杀狗劝夫》中的"清明节令"就是例证。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小农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土崩瓦解的元代,"清明节令"作为《杀狗劝夫》中孙荣、孙华两兄弟发生冲突的时间背景,深刻表达了剧作家对儒家"孝悌"之情衰微的怅惘。

虽观旧剧 如阅新篇 评瓯剧《杀狗记》

从古及今,人们对南戏戏文的改编大致形成了据宋元旧本的改编和新编两种路径。源于宋元南戏旧本的《杀狗记》自明前期起就被屡屡改编,可见人们对南戏的极大兴趣与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之情。瓯剧《杀狗记》是剧作家尤文贵先生根据毛氏汲古阁同名南戏改编,由蔡晓秋、方汝将主演,在传承南戏精神气质的同时,既做到了"翻旧如旧",亦做到了"翻旧成新",是一部成功的改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