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杂役考述

明代北京内府与各衙门使用着大量杂役 ,其应役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抑配一些人户承当某种特定的役 ,并将这些人户编入特殊的户籍册 ,当役者一般都要长期甚至世代承充 ;另一种是由府州县从人丁事产相应的人户中点差 ,并应按规定的年限重新审编和更替。杂役户可享受一定数量的优免待遇 ,所以有不少民户投充杂役户 ,以逃避日益繁重的差役。明代中叶开始 ,各种杂役项目陆续改为折银输纳 ,许多杂役户也纳入均徭审编范围 。

明初的杂役和均工夫

明代徭役制度极其复杂,史书记载含混不清。如《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 曰均工夫。……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色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曰均徭。他杂役曰杂泛。” 这段话容易使人理解作:洪武元年制定的役法,就是均工夫。迨黄册编成,役才分成三类:里甲、均徭和杂泛。如此概括明初徭役制度,显然欠精确。第一,均徭法创行于正统年间。洪武十四年黄册编成后一段时间,均徭法尚未出现。第二,杂役和均工夫同时建立,并非前者出现於后者消失之后,而且杂役、均工夫、黄册、里甲、户等之间的关系也较复杂。本文所要叙述的,就是上述二个问题。

刽子手的杂役

梗概：罗根·肯塞德是个职业赌徒。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制药公司的老板、富翁杰克·弗兰特，并应邀去属于弗兰特的克拉肯岛上做客。弗兰特告诉肯塞德，岛上有一座帕托迪奥式公寓，聚会就在那里举行。

明朝万历年间松江的苛税杂役

明神宗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其江河日下的统治,尽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税役合一,交银完纳,清查冒占,整顿吏治,并“以江南贵族怙势及诸奸猾吏民善逋赋,选大吏精悍者严行督责”,使得“国藏日充益”。同时,在客观上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治柄赫然”。但张居正变法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只能短暂地使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掠夺有所缓和,而并不能改变他们贪婪的剥削本性。不久,腐朽、寄生的地主阶级看到经济稍有恢复,便又垂涎欲滴,迫不及待地横征暴敛了。 江南土地肥沃,人民勤劳,物产丰富,是明朝财政来源的重要基地。素称鱼米之乡的松江府,因海涂的开发、棉桑的发展、稻麦的连作、商业的繁荣,更使得统治阶级视为奇货可居,“加税之令,急于星火”。而士官吏胥,乘机瘠民肥家,舞文玩法,不仅通过“诡寄”、“飞洒”等手段逃避税赋、侵匿土地,而且派丁加税,鱼肉百姓。

《高昌被符诸色差役名籍》考释

一组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征集所得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被整理者命名为《高昌被符诸色差役名籍》。经整理研究,本组文书为高昌国早期由高昌中央官府留档保存的供物、差役账,须更名为《高昌被符诸色供物、差役账》。该组文书反映了高昌国早期高昌百姓向官府供草并承担刈草的杂役的情况,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五世纪中后期高昌地区供物与差役制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麹氏高昌役制研究

麴氏高昌时期的文献资料极为缺乏,其赋税徭役制度诸史志或语焉不详,或全无记载,为我们了解高昌社会面貌带来极大困难,而吐鲁番出土文书却提供了这方面的宝贵资料。一九八二年三月唐长孺先生在《东洋学报》上发表了《新出吐鲁番文书发掘整理经过及文书简介》一文,①最早指出麴氏高昌徭役制度的特点有“计田承役”和“道俗”之分,并揭示了若干役目及相关问题,为学界探讨高昌赋役之制提供了极可贵的线索。尔后,卢开万、程喜霖二位先生也先后发表论文,②就麴朝赋役制度进行了研究,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但高昌赋役之制颇为复杂,尚有不少闯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即企图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对麴氏高昌时期的徭役制度进行较全面的考察。拟讨论以下问题:一、“计田承役”问题;二、成丁年龄及役期问题;三、服役对象与役种问题;四、工匠服役问题。从广义上说。

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五凉时期的徭役问题

由于史籍缺载,或语焉不详,有关五凉时期徭役问题的研究,目前基本上仍是空白。近年整理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所收五凉文书虽然大多残缺不全,但对此问题已提供了确实可据的材料,使我们对五凉时期的徭役有了较清晰的了解。特别是五凉时期的兵役,更为如此。本文试加考察,以求教于专家学者。一、五凉时期的终身兵役根据出土文书,五凉时期的徭役以兵役或兵役形式的其他杂役为主。

明代杭嘉湖地区役制的演变

明代的役制很复杂。《明史·食货志》是这样记载的: “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泛。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其力”; “役法定于洪武元年。田一顷,出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黄册成,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以上、中、下户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色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日均徭,他杂役曰杂泛”。

论明代北方五省的赋役负担

本文通过对明代北方五省的赋税、徭役、兵役的深入考察，指出该地区赋役总的负担量大大超过了江南地区。导致百姓大量逃亡，阶级矛盾激化，不断发生反赋税斗争与农民起义。这些反抗斗争又遭到明军的残酷镇压，使北方五省的农业遭受毁灭性的摧残，出现了北方社会经济大大落后于南方的局面。

明代徭役的优免

一、明代免除徭役的条件和专业役户的优免 在明代,人们要免除徭役负担,除了用非法的流亡方式逃避之外,就只有具备免除徭役的合法权利。徭役本来就不是人人都必需服役,一向都有免除徭役负担特权的人。最早免除徭役的记载,见之于《周礼》,叫“施舍”,秦汉以后,叫“复除”,到明代则叫“优免”。照《周礼》记载,小司徒主管徭役的“施舍”即免除,乡师、乡大夫根据应该服役和免役的标准分别编定承充徭役和免除徭役的册籍:“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募,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这里所讲的服役和免役的原则或基本精神,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将它们继承下来,一直到明代还是这样。 《周官》规定的上述免役办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根据生理的或身体的条件而规定的免除;第二种是根据人们的社会经济条件而规定的免除。第二种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负担有专业徭役而将一般的徭役负担免除;另一类是对于具有特殊身分。

关于唐代杂徭的几个问题

《唐六典》卷三和《唐会要》卷八三记载唐代赋役制度都提到役和杂徭。役指“正役”,每丁每年劳役二十天。杂徭情况由于史文记载有阙,现在对它了解很少。有些历史著作间或提到时也是人言各殊。我撰写唐五代赋役史稿时,对杂徭已谈了些粗浅意见。其后,又得知若干不同看法。现在,不嫌浅陋和重复,再谈点个人意见,祈望得到批评与指正。 杂徭的历史渊源 杂徭在唐以前业已存在,汉魏两晋史籍中屡见“众役”、“百役”等词,反映当时役使繁杂,到了南北朝时代,正式出现了杂徭杂役的称谓。 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十一月,“诏以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达,遣使者观风察狱,黜陟幽明,共有鳏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复其杂徭。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当即唐代侍丁依法免役之意。役和杂徭并列,二者并非是同一的。诏书表明,鳏寡孤贫之人此前应服杂徭,杂徭征发已是经常发生。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以攻打南齐为名,率大军自平城南下,大臣韩显宗上书请求早归,“以省诸州供帐之费,并攻专力以营洛邑,则南州免杂徭之烦。”

北魏前期徭役问题初探

一、北魏前期徭役征调的对象及其变化拓跋魏是十六国内迁诸族中入塞较晚的一支,而且当它征服周边诸族和初临中原之时,还处于刚从原始社会转入阶级社会的发展阶段.在征调徭役方面,即具有与其社会发展水平和情况相适应的特点,也有在前代和同时并存的其他政权影响下不断沿袭汉族封建徭役制的倾向.而徭役征调对象所呈现的复杂情况及其变化,正是这一历史特点的重要表现.根据历史记载,当时徭役征调的对象,可以粗略归纳为三种情况,现逐一介绍并述其演变如下.

“釐(莱)仆”与“人鬲”

《叔夷钟》记叔夷伐釐(莱)有功,齐灵公明令予以赏赐,道:“锡女马车(铸作“车马”)戎兵,釐仆三百又五十家,女以戒戎作”。郭沫若先生释曰:“以莱之遗民三百五十家为其臣仆也,古者国灭,则人民沦为奴隶。本器足证春秋中叶以后奴隶制度犹俨然存在也”,是郭老读“仆”为奴仆之“仆”。按《叔夷钟》以“莱仆”与“马车戎兵”并赐,下文又明言二者并赐的用途是供叔夷充实军备,“以戒戎作”,可知“莱仆”就是驾驭“马车”的甲士,“仆”当读为仆驭之“仆”。《静簋》:“王令静(?)射学宫,小子众服众小臣众夷仆学射……”,“莱仆”即“夷仆”之属。“仆”既学射于王之学宫,又为贵族驾驭战车,则其职为车兵,其身分属贵族,并非服家内杂役的奴仆。郭老忽略了“仆”有臣仆与仆驭二义,指车兵为奴隶,显然是一个失误。古时奴隶本无充军资格,更不必说充当军队中的主力——车上甲士了,赐之与“

试论西汉徭役制度的特点

徭役。即古史上所谓力役之征,是最高权力机关的封建政府向农民榨取的“无酬剩余劳动”。秦汉时,它包括兵役、劳役及其它杂役。西汉封建王朝的力役之征,名目繁多,办法严苛,其繁重远重于租赋。 在封建社会里,徭役普遍存在。西汉也是如此,广大劳动者身上的兵役、劳役负担相当重。 汉代徭役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劳役负担往往比兵役负担更沉重。一般地说,西汉的兵役承秦制,但也有不同:一是服役年龄逐步增大。景帝二年前,应是十七岁始傅。据秦简《编年纪》载,秦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在“今元年”,即秦始皇元年“喜傅”,正好十七年。汉初因战争频繁,也只好承秦制。刘邦“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就是证明。到了景帝二年,经济恢复。

浅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力”、“役”

随着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的复杂化、两极化和多层次化,本来属于封建政府行政管理体系中较低级的一些官吏,身分地位不断卑微化,逐渐与力、役、禄结合在一起.成为官府中服事杂役者,称为吏力,所服之役称为吏役.吏以户为单位,其人身由国家直接控制,没有自由.带有明显的束缚性,被强迫服役和交纳规定的实物.自三国以来,吏户人数极多,在社会历史活动中,影响极大.

从宋朝集权政治看厢军制度的形成背景——宋代冗兵成因研究之二

(一)厢军制度形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以禁、厢两军为基本构成的宋朝军制中,占兵员总额将近一半的厢军只是一支役作部队,类似于今天的工程兵性质。厢军之不预战事而专供役作,这是宋朝兵制的一大特点。《玉海》卷319引《神宗史志》说:“材不中禁卫,而力足以充役,为厢军。”可以视为厢军的扼要定义。宋人叶适说:“厢军供杂役,禁军教战守。”(《水心别集》卷12《厢禁军弓手土兵》)章如愚说:“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41)马端临说,“宋朝凡众役多以厢军给之,罕调丁男。”(《文献通考·职役一》)

国外明清社会经济史新著绍介三种

一 《厦门的兴起》(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新加坡]吴振强著,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318页。 本书以作者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而成,作者的导师王赓武教授为该书写了序言。本书正文除了《导言》和《结语》外,分为《1600—1800年的闽南农村》、《厦门的兴起》、《沿海贸易网络》、《商人》和《社会政治环境》五章。正文之后有五个附表,以及“参考文献”,“内容索引”等。

周六遂“兴甿”试释

古之“乡举里选”,或曰“乡兴贤能”,指的是周代六乡六遂组织的选举制度。关于六乡的选举,《周礼》卷三《大司徒》、《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胥》

就《野议》谈宋应星的社会改革思想

作为我国十七世纪卓越的科学家,宋应星的名字人们都很熟悉。可是实际上我们对他的了解和研究,主要还是局限在一部总结我国农业和手工业成就的《天工开物》上。《野议》是宋应星的一篇重要政论著作,本文试图论述《野议》中宋应星的社会改革思想,以补宋应星研究之不足。

唐代官私奴婢的役使及其社会意义

唐代官私奴婢的役使及其社会意义,在唐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唐代官私奴婢在当时社会上是主要用来担任农业和手工业某些部门的生产呢,还是主要用来从事家内杂役或供人玩狎、充当装饰品,即从事非生产性的劳动呢,论者不一。由于对官私奴婢在当时社会生产中所担当的任务及其比重的看法不同,因而对役使奴婢的社会意义的估价也异。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略陈浅见,并就正于海内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