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立场与鲁迅对中国问题的多维透视——以20世纪30年代鲁迅杂文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鲁迅救国救民的焦灼心理同其被强化了的左翼立场相结合之后,产生了新的思想碰撞和认知维度,这在其杂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出于革命启蒙、反思国民性、消除社会尤其是文坛弊病等思想主旨,鲁迅杂文着重从文化和人性角度审视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社会和人生问题。透过鲁迅杂文的指引,左翼文艺界确证了革命启蒙、救亡图存、联合抗日和文艺大众化的基本方向,确证了知识分子观照底层民众和民族国家命运的“当代责任”,更确证了智者思考人类“终极”命运的历史使命。在某种意义上,鲁迅杂文全面提升了中国左翼文学的精神品格,抬高了“左联”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强化了左翼文艺界的批判力度,更实现了与世界左翼文艺界的平等对话。

从“杂文”到“古文”——宋代总集编选与新体论说文的文体独立

唐宋古文运动中兴起的原、解、辩、说等新体论说文,在内容上以立意为宗,着眼于思想的论辩与义理的阐释,在命篇与表达上师法经、子、史,呈现重要新变。这种新变既是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家的创造与主动选择,也是时代思想嬗变的文体表征。这些新体论说文在进入集部时遭遇如何归类的尴尬处境。宋初总集《文苑英华》以“杂文”一目容纳这些作品,至姚铉编《唐文粹》,特设“古文”一目,将其突显于其他文体之外。从北宋到南宋,各种古文选本的编定,使这些新体论说文从“杂文”中剥离出来,成为古文经典,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鲁迅杂文的发生学——评《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

作为张旭东“鲁迅三部曲”的开卷之作,《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一书以“中路突破”的切入方式,分析鲁迅如何在1924—1927年间完成杂文形式的自觉与确认。这卷八百多页的长篇巨著,正文部分从四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揭示处于“人生的中途”的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危机和“杂文自觉”的萌动过程;第二部分聚焦1925—1926年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北京学潮事件,梳理鲁迅“杂文发生学小史”;第三部分追踪鲁迅“在路上”的“漂泊”之作,包括对《朝花夕拾》、“马上日记”、上海与厦门两地通信、《坟》的序跋文研究,呈现鲁迅“当下写作”的姿态;第四部分整合鲁迅杂文与社会革命、政治历史之关联。全书以编年意味的时间线索勾勒鲁迅整体而宏大的杂文创生史。

战时沈从文杂文的经世致用之思——以四篇佚文为中心的考察

新发现沈从文四篇佚文《拥护领袖》《利己或爱他》《谈统制》《新年希望》,均为沈从文战争时期评时议政的杂文,虽然创作时间跨度较长,但在写作形式和思想观念上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其创作转向后尝试与时代对话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既是沈从文对抗战所引发的具体刺激和问题做出的文学回应,也是他试图在重新清理自我,重新结构自我与历史、自我与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和创造一种“经世致用之文学”,一种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具包容力和涵纳力的文体与文学的有益尝试。它们既集中凸显了沈从文的“杂文家”身份,也补充和丰富了沈从文战时的文学创作图景。

杂文史的全景式书写——评姜振昌《中国现当代杂文史通论》

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与小说和诗歌的热门相比,杂文显得“边缘化”。实际上,杂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最丰实、最多产的一个部分,有许多学者将杂文看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代表性”文体。姜振昌教授的新著《中国现当代杂文史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以丰富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全景式展现了中国现当代杂文嬗变的历史版图。五四时期杂文初登文坛、30年代语丝派分化、40年代战时杂文、50年代杂文潮起潮落、新时期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杂文等,呈现了不同阶段杂文思潮历史形态特征。

新闻时评角度下的杂文解构——以《拿来主义》为例

鲁迅的作品尤其是杂文向来被认为晦涩难懂,如何让学生饶有兴致地走近鲁迅、学习鲁迅的写作思维?以执教《拿来主义》为例,提出三个教学切入点:一是从大概念“新闻时评”的角度出发补足新闻事实;二是还原新闻现场,把握鲁迅的独家评论逻辑;三是体味鲁迅杂文中文学性的语言表达。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多视角挖掘作品,真正落实语文学科素养。

文体与语言的创新——论沈从文杂文的艺术策略

沈从文为了达成了自身的写作目的,在杂文中运用了多种艺术策略,实现了杂文文体的创新。杂文不断移动论述重心,造成主旨模糊的艺术效果,并利用模糊的语言,极尽迂回影射之能事,借此隐晦地表达个人观点。沈从文创设了不同语境赋予词语多重内涵,用以承载个人思想。杂文还使用了多种讽刺,增强了杂文的批判性。

新时期杂文概观

新时期杂文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杂支队伍蔚为壮观，杂文国地迅速扩大，杂文总集和杂文丛书相继出版，杂文组织的建立和杂文作家群的形成，杂文理论的深入探讨和杂文研究的不断拓展。这些都表明了新时期杂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更重要的是，随着杂文理性批判精神的复活和高扬，杂文形式的突破和创新，让人们看到了世纪之交中国杂文希望的曙光。

论鲁迅对杂文的命名

鲁迅对杂文的命名多种多样,其中最常见的命名是短评、杂感、杂文。鲁迅之所以用多种名称为杂文命名,并不是随意而为的,而是有直接与深层两个方面的意图。就直接意图而言,鲁迅是为了反驳或回应当时文坛上那些否定杂文的思想与艺术价值的叫嚣;就深层意图看,则是为了反对古今中外排斥杂文的所谓“正统的文学观”。

“带了镣铐的进军”:“且介亭杂文”的生成与艺术特征

鲁迅以“且介亭杂文”命名自己1934—1936年间的杂文,强调此间写作与“周围的情形”的密切关联。鲁迅用“且介亭”为题强调半租界的环境,不仅强调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上的杂糅与交叉,更强调资本市场与专制政府的合谋,尤其是其联手对革命文学进行的压制。在这样的压迫下,鲁迅的反抗也就具有了更明确的针对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且介亭”中想方设法写出诗史般的杂文并使之与读者见面,如何“带着镣铐进军”,是鲁迅彼时最重要的任务。换句话说,“且介亭杂文”本身就是鲁迅在这一阶段反抗和突破文网的成果,它们既是“且介亭”处境的体现,也是这一处境的产物,因而独具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与艺术特征。“且介亭杂文”一方面是“含胡”的,以迂回、智慧的斗争方式面对审查;另一方面,鲁迅在杂文和《故事新编》里都使用了借古论今的方式,取道历史而批判现实,这也成为其后期杂文的重要特征之一。

元话语碎片:论鲁迅的思维形态与杂文写作

通过分析鲁迅杂文中的“写到这里”“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和“我们知道”等四种元话语标记,试图建构鲁迅杂文写作的微观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思维形态,强调鲁迅作为作者的诙谐幽默、松弛之感、一以贯之的整体感、自我辩护及善于交际互动等素质,说明鲁迅并不总是采取高于读者的启蒙姿态,而时有与读者平等,甚至低于读者的姿态,鲁迅杂文的形式因此具有丰富的褶皱和多重形态。不过,此种利用元话语碎片进行的形式分析所建构的鲁迅形象,更多的是浮现在杂文文本之上的作者形象,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鲁迅尚有距离。

从《现代评论》到《生活导报》的学者杂文

中国现代杂文史有三大流脉贯穿始终,一是以鲁迅为主帅的“鲁迅风”战斗性杂文主流派;二是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自由批评派;三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学者杂文。胡适杂文深入浅出,明白如话。陈西滢闲话不闲,绵里藏针。梁实秋幽默风趣,雍容雅致。钱锺书含笑玩味,庄谐并出。王了一含泪隐讽,典雅隽永。他们自成一家,却都积学颇丰,阅世颇广,自由思想,独立评判,引导杂文小品在鲁迅风、知堂风、语堂风之外别开“闲话”“琐语”体支路,以“软性”调剂“刚性”,以“隐讽”转换“热讽”,对现代杂文的多样发展和文体创新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

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论鲁迅的主体意识与杂文写作(之一)

文章从“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生产者”和“过客”三个层面切入讨论鲁迅的杂文创作和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鲁迅的知识分子式的主体意识在其杂文写作中的呈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批判。知识分子意识对于鲁迅而言,不是身份意识,而是主体意识,他在变动的历史场景中坚持自我,又不断地丰富自我。而且,也正是因为鲁迅以主体意识对待知识分子意识,所以在鲁迅的杂文写作可以看到鲁迅主体意识的变化。

鲁迅杂文文体考辨

鲁迅是在"短评"基础上产生"杂感",又是在"杂感"基础上产生"杂文"的,梳理"杂文"的这一形成过程,可见其有"短评"和"杂感"不具备的特征。这种情况更主要体现在鲁迅前期创作中,后期虽有所延续,但三种不同文体各自的特色在他的杂文中又常常融为一体得到表现,这在他1933年杂文文体创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鲁迅30年代中期为"杂文"正名,与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存在认识上的差异,针对的又是其时京、海派联手在文坛上掀起的"小品热",由此而有他对杂文功能和作用更为确切的定位。

由一个范本看鲁迅后现代杂文的发展─—我读田仲济先生的杂文

由一个范本看鲁迅后现代杂文的发展─—我读田仲济先生的杂文孔范今一田仲济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界久负盛名的前辈学者，也是现当代文坛的重要杂文作家。从２０年代末算起，田仲济先生的杂文创作生涯已历六十余个春秋，单就其时间长度来看，就已超过一个普通人生命过程的花...

时代的杂文意识和杂文的时代意识

时代的杂文意识和杂文的时代意识姜振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大潮铺天盖地地淹没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使各行各业都不得不在这个大潮的波峰浪谷中漂泊、沉浮。在文学领域，经济大潮一方面促使凶杀、打斗、性爱、警探等通俗文学作品倾销街头巷尾、千家万户，另...

鲁迅杂文的“感性诗学”——以论“文人相轻”系列文本为中心

在鲁迅看来,能“移人情”是杂文终将改写文学体系并介入社会变革的关键缘由,这体现出鲁迅以情为本的文学理念的延续。然而作为现代中国的新兴文体,鲁迅杂文的情感特征及“移情”方式又具备独特性,或可跳出传统的抒情维度,而用更为广义的“感性”范畴加以考量。从作于1935年的论“文人相轻”系列杂文入手对鲁迅杂文感性诗学的生成过程及其特质的探究将呈现鲁迅杂文创作实践中“爱憎”表达的必要性及对象的可延展性。以“唤起”机制为媒介,种种“小事”所激发的私人身心体验及情感态度最终具备了公共意义。而在形诸切贴的“相”塑造公共感性的同时,以剪报等功夫对现实与文字空间中众多芜杂因素的展示则试图保存感性的整全样貌与流动的可能。经由对生活的感知与作者读者间错综的唤起,鲁迅杂文的感性诗学最终通向了一种文学的政治。

鲁迅论杂文的功能

鲁迅论杂文的功能,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个是现实社会的层面,一个是文学本体的层面。在现实社会的层面,鲁迅主要论述了杂文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功能,其中杂文的反映与斗争的功能,以及杂文的认识及分析研究的功能,这是鲁迅重点论述的内容。在文学本体的层面,鲁迅主要论述了杂文的审美及娱乐功能。鲁迅在这两个层面对杂文功能的论述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关乎杂文文学性的功能,关乎文学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应该具有的功能。

《文心雕龙》“汉来杂文”指称考

《文心雕龙·杂文》篇末提到的“汉来杂文”,涉及了四种汉代以来出现过的不同的“杂文”观。“典诰誓问”是先秦古老文体,在汉代以来已经失去生命力,在《文心雕龙》中附入《史传》和《诸子》。“览略篇章”与一般的文体有明显的性质差别,属于类文体,附入《附会》和《练字》。“曲操弄引”指琴曲歌辞,是琴曲的陪衬,附入《乐府》。“吟讽谣咏”泛指富于情采的诗赋,在西汉被视为小道,《文心雕龙》附入《明诗》《乐府》和《诠赋》。它们都是曾被边缘化的文体。正确认识《文心雕龙》所称“汉来杂文”,对于我们理解汉代至南朝齐的文体价值观念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