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杂文专栏采编杂议

党报文艺副刊是党报版面构成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一张党报如果没有文艺副刊就很难说这是一张完美的党报。而文艺副刊作品的体裁除了小说、散文、诗歌、书画、篆刻、文艺评论以外,围有花边的杂文则是党报副刊的旗帜和灵魂。历代名报和名报总编都十分重视打造副刊杂文这个品牌。

地方党报杂文专栏杂想

杂文因为其思想的深刻，文笔的生动，越来越成为党报副刊的重要内容，不少党报的副刊开办了杂文的专栏甚至专版。但党报的杂文，有其特殊性，有其自身的规律。如何让党报的杂文，既姓杂又姓党，保持党性，又不失杂文的批判性和风采，是党报副刊应该探索的一个课题。

“影射”是杂文的功能——再看《三家村札记》

1961年9月，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在杂志上开辟一个杂文专栏，专栏名定为“三家村札记”，三人共取一个笔名“吴南星”。从1961年10月至1964年7月，三人共写了60多篇杂文。这些文章立意明确，开门见山，文字清新。一部分文章是从正面肯定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及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另一部分则针对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揭露。

当前杂文创作的新特点

近几年杂文领域创作成就颇丰,国内涌现了不少优秀的杂文作者,老一代杂文作家依然活跃在创作舞台,创作兴致不减当年,毛志成、邵燕祥、李国文等一批老一辈杂文大家近几年都有大量杂文佳作问世,质量更加突出,气势依旧;而刘洪波、童大焕、郭松民等一批青年新秀也是来势汹汹,大有赶超前辈的苗头.国内知名的媒体相继开辟了许多杂文专栏,为杂文作者提供了宽广的舞台.可以说,杂文创作正面临着一个多年来少有的繁荣时期.

“框框杂文”:香港经济繁荣的产物

“框框杂文”,即发表于报纸副刊上的专栏杂文,并非香港文圃所独有,但却是香港文学的一株奇葩,它是香港文学中最有生气、率先繁荣起来的品种之一。据说,五十年代的香港杂文,很少有专栏,只挂单于报纸的小说副刊版;六十年代杂文专栏较多,有固定的版位,固定的字数(一般约为千字),但栏目名称有限;七十年代新风气所及,栏目纷陈,千字专栏变为半千字专栏,甚至是百多字专栏;八十年代随着时代和社会经济的多元发展,不断拓展了新的内容,演变出新的形式,年产量达三十多万篇,形成了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其中精品。

论廖沫沙三十年代杂文创作

提起廖沫沙,人们会记得他于五十年代中期以笔名“闻璧”撰写的《乱弹杂记》专栏杂文,五十年代后期以笔名“繁星”发表的《【师说】解》、《从一篇古文看调查研究》等杂文名篇。至于六十年代初期他与邓拓、吴晗、夏衍等合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长短录》两个杂文专栏,就更为大家熟知了。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廖沫沙的杂文创作就具有特色,是研究左翼文学运动史的人们不应忽略的。以杂文为投枪的作家廖沫沙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为逃脱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从家乡长沙潜往上海。在从事党的工作之余,主编进步小报《远东日报》。一九三四年由聂绀弩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几年中他用埜容、达伍、熊飞、易庸、林默、野容等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大晚报》、《新语林》、《太白》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他的诸种体裁作品,以杂文创作最值得称道。

再倡《鲁迅风》——[随感录]的随感

《学习与实践》杂志，以鲁迅文章篇目“随感录”为名，开辟了一个杂文专栏，约写随感。随感（或日杂感）是很不容易写好的。鲁迅是杂文大师。我们应该继承鲁迅杂文的传统，提倡鲁迅杂文的风格，普及鲁迅，在质与文两个方面都老老实实向鲁迅学习。

《三家村札记》的由来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被简称加蔑称的“三家村”，即《三家村札记》，它原本是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这个杂文专栏的开辟，说起来其实很简单。

香港散文的特质和流向

这一点相信没有异议: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点也不容忽视:香港文学是根植在自己的土地之上的。香港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它是炎黄的一片故土。近百年来处在殖民统治之下,有其特殊的社会情态和心态,香港又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向来都自由地接受外来的文化思潮。这使香港文学有与中国文学一脉相承之处,又有自己独异的格调和风貌,从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来审视香港文学,我们不仅注重它与整体的认同,还应析辨它与整体的差异。这里我想对香港当代散文的格局,作一个大略的考察。

“燕山偶语遭奇祸”——《燕山夜话》的命运及其影响

这本是一本普通的杂文集——1961年,《北京晚报》约请时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用马南邨的笔名,开设“燕山夜话”的专栏时,是把它定位为“知识性的专栏杂文”的;因此,作为专栏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生命的三分之一》,讲的是如何“利用夜晚的时间”,“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之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当然,既然是文人作文,在谈天说地之时,也会涉及时弊,比如一篇题为《智谋是可靠的吗?》的文章,就批评了那种“

香港文学现状一瞥

香港是一个重商社会,始终处于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调和与融汇之中.因而,香港文学是开放的、多元的,且常与商业挂钩,很多作品或文学样式都是“快餐式”消费,独领风骚的日子短暂,因此香港文学有“小而多”的特色、在多元的香港文学中,既有新、旧体诗歌、古文和现代散文,也有小说、剧作、儿童文学、文学批评.散文有抒情美文和专栏杂文之分;小说则有现实小说、虚幻小说之别.

最具香港特色的文学

“后现代主义”一词,近十年来在中华文化界颇为流行.我并不欣赏这个词语,因为觉得它有语病:明明说的是现在,现代的事物,却要用“后”现代这样的字眼.不过,既然它已在高人雅士间“约定俗成”了.也就由得它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詹明信(Fredrie Jameson)认为,我们这个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文化,是无深度的、断片的、异质多元的,而且与商业挂钩,而且领风骚的日子短暂;此外,所谓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线也模糊了.詹明信说的主要是西方社会的现象.这个形容,我认为用于香港的文学——特别是报纸的专栏文学——也很恰当.香港的专栏杂文,“轻、薄、短、小”,大的问题很难说得透彻.有深度的内容,当然是有的,而且很多;然而,限于字数、限于专栏这种短小的形式,它的确往往予人浮浅的感觉.(这也许可说是麦克鲁汉“媒体就是讯息”论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一个注脚.)作者写专栏,把所思所感的,化整为零,逐日写出.专栏作家不说“写几篇文章”,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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