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杂文家:“各还命脉各精神”

中国新时期杂文以关切“今天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那些问题”和内心忧患意识的抒发、尤其是对国民魂灵的针砭唱响潮头“大风”。其代表性作家“各还命脉各精神”:巴金,说真话和新启蒙;邵燕祥,“诗”心遣论辨国运民瘼;林放,“一索引千钧”,老成意纵横;蒋子龙,情理练达说时风。他们共同引领着新时期杂文与正力图摆脱旧传统和落后思想的樊篱、艰难地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华民族的精神需求,达到了完好的契合。

我手写我心——访杂文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鄢烈山

1952年出生,湖北仙桃人,当过农民、教师、政府公务员。1984年开始评论和杂文写作,1986年投身新闻界,现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南方周末》编委。已出版《中国的羞愧》、《早春的感动》等著作17种。2004年,以时评杂文集《一个人的经典》问鼎鲁迅文学奖,他因此成为"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唯一的杂文获奖作家。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为现代文学史家、杂文家与编辑家的田仲济先生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编辑家、杂文家田仲济先生，一生成就显赫，作者借此文缅怀先生鞠躬尽瘁，奉献给学术的一生。

杂文家的聂绀弩

聂绀弩杂文创作的丰收期和成熟期并不在那个群星灿烂、精彩纷呈、气势恢宏的三十年代(虽然那时也时有杂文产生)。但他以晚熟为代价,换取了四十年代创作的开阔与深邃,他失去的是先声夺人的机缘,却养就了坚实发展的底气,成为鲁迅逝去后杂文创作的一面光辉旗帜。

“第六站杂文家”的思想轨迹——盘点刘洪波

以我的一孔之见，自20世纪20年代产生中国现代杂文以来，按杂文直接影响(不以年龄划分)的时段而论，中国现代杂文大约有六个阶段——若将中国现代杂文发展史比做一条铁路线或一列火车，它至今已经过了六个历史车站，先后有六批人登上了中国现代杂文列车，可简称为“六站杂文家”。

杂文家的窘迫和尴尬——三十年代反杂文作家的“塞”与“行”

人们通常把三十年代看作中国现代杂文发展的鼎盛时期和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的版图是由种种色彩、种种故实汇制而成的,其中有一个鲜为人注目但却十分奇特的现象是:有一些作家一方面拼命反对杂文,似乎与杂文有不共戴天的怨恨,一方面自己也在努力创作,产生了大量非杂文莫属的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梁实秋,他在《批评家的态度》(《新月》二卷五号)一文中,攻击有些“幽默而讽刺”的杂文是“粗糙叫嚣的文字”,后来的《“

论杂文家的文学素养

提高杂文家自身的文学素养是提高杂文艺术质量的根本。文学素养主要是指捕捉和创造“议论形象”的审美敏感和艺术才能；浓郁的个人情绪笔调，强烈的忧愤爱憎激情；幽默善讽的气质心态，嬉笑怒骂的文气才情；精湛而独到的语言修养，泼辣而纯熟的文字功力等。

从“杂”文家到杂文家——鲁迅创作道路一瞥

鲁迅的杂文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林中独树一帜、光芒四射,我们在探究其原因时,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鲁迅一生不仅写下了大量的杂文,而且涉猎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广阔领域,成功地创作了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各种文体的作品,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作家群中,鲁迅创作涉猎的领域之广,运用的文体之杂,拥有的学识之博,付出的劳作之勤,都是罕见的。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杂文家,首先因为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杂”文家,就这一方面看。

杂文家的瞿秋白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一个惹人注意的现象:著名的作家几乎都有一支杂文的笔。杂文,不仅文学理论家写(如冯雪峰、胡风),小说家写(如茅盾、巴金)、翻译家写(如穆木天、李健吾),诗人也写(如郭沫若、臧克家),戏剧家也写(如田汉、夏衍),画家亦有“以文代画”的杂感(如丰子恺、黄苗子);这些从事理论、创作、翻译的名家,同时又是杂文的好手。单就杂文而论,鲁迅、瞿秋白无疑是双峰插云的一代文宗。诚如瞿秋自在所译《高尔基选集》

杂文家徐懋庸的小说

徐懋庸,是三十年代步入左翼文坛之初就享盛名的杂文家。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题为《桂英爸》,连载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到二十三日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哗子。《桂英爸》出于徐懋庸的手笔,应无可疑。所署哗子,原是他的长女之名。他在《冷却了的悲痛》中说:“哗子生于一九三三年,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①这位哗子的出生与他杂文的问世有些关涉。早在写作《桂英爸》的同一年,作者就有这样的自述:

杂文与新闻——访杂文家吴昊

吴昊,原名吴元富,生于1934年,北京市昌平县人.1951年在《察哈尔日报》参加新闻工作后,在《河北日才及》当记者。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尔后的20多年中,种过田,游过街,卖过酱油醋.1979年调人民日报任编辑,1983年任经济版主编,现任政法部主任。近年来,写有大量的杂文、散文、通讯和其它体裁的作品,著有《求全集》。

田仲济:善于“聊天”的杂文家

学过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一桩公案:在1939年前后的重庆,几个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如梁实秋、沈从文等,主张写文章不一定都为宣传抗日战争服务,也可以写一些“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批判。也许会令人感到意外,有的革命作家也有类似的主张,田仲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富有革命性的、活跃的杂文家并没有从那场批判中接受“教训”,竟在1941年的重庆发表了一篇题为《聊天》的杂文,大力提倡聊天。更出人意料的是。

关于杂文与杂文家的思考

去年,笔者收到河南省杂文学会会长、老作家王大海先生书信一封。在这封信中,王先生集中谈了他对杂文的风格和杂文家人格的思考,谈得情真意挚、言简意赅、颇有见地。信不长,兹照录如下:正之: 听元惠说,你要把近年所写的杂文结集。前天又收到你寄来的部分作品复印件,虽然有些文章以前也曾读过,但这次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感受。我常在想:杂文是一种说真话的艺术。巴金把他的随想录命名为《真话集》,很值得玩味。杂文必须是真话,这才有写作和存在的意义,如果如有些人写的,只是官话和套话,那还有什么写作的必要? 它还必须是艺术。如果真话不是以艺术的语言和形式说出,那它可以是科学论文或其它。

从诗人到杂文家之路——小记刘思同志

我有几位朋友,共和国建立之初,曾是很有名的青年人,写过不少传诵一时的好诗.他们为当时年青一代所崇拜,实不亚于今日“追星族”之于歌星影星.奇怪的是,经过50、60、70年代,几位诗人全变成了杂文作家,不断写出一篇篇令人击节的杂文佳作.这种变化其因何在,何以发生发展,实在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刘思,也就是上述我的朋友中由诗歌而走向杂文的一位.

访杂文家冯英子

在上海新闻界,杂文家冯英子老先生的声誉是很高的。1988年,由文化部在上海主办的一次目的在于把中国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介绍到国外的文化交流会上,文化部一位高级官员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却在一系列活动上,把国内记者排斥在外,而对香港和外国记者却奉迎到了有失国格的地步。在新闻力量相当强大的文化名城上海,这件事情当然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杂文家与宣传家

鲁迅说,文艺固然是一种宣传,但宣传并不就是文艺。仿此可说,杂文固然是在宣传,但宣传并不就是杂文。杂文家与宣传家同门却不同宗,同中有异各有所宗师焉。杂文家与宣传家都试图向人们宣传某种观点、理念,但宣传家的观点、理念直接来自或服从于上面的意图和精神,不能"违纪",所以宣传家之文往往呈模式化趋向,套话多、新意少,貌似面面俱到,却似鹦鹉学舌,容易落入全面的平庸。杂文家的观点、理念拒绝他人的耳提面命,发自自己的社会良知,时有惊世骇俗之语而不怕"犯忌",所以它大都具有个性化特点,标新立异又异彩纷呈,往往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容易被指责为片面的深刻。

杂文家魏猛克

当年,上海《申报》的“自由谈”,常常发表鲁迅的杂文。还有两个署名唐弢和魏猛克的,他们也以“匕首与投枪”的文风出现,引起一些人怀疑是鲁迅的化名,其实是另外两位杂文家。

展现海派杂文独特风范——沪上著名杂文家为杂文自选集出谋划策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邀请束纫秋、冯英子、刘金等杂文家召开座谈会。 与会作家对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出版市场不景气,杂文日益受冷落的情况下,坚持出版杂文集,敢于以“集束”的方式推出优秀杂文表示了钦佩和感谢。

一个杂文家的思想历程——读《田仲济杂文集》

在文坛上,田仲济教授是以现代文学史专家、文学评论家著称当代。大概由于长期供职教育界的缘故,对他的杂文创作的成就有所掩盖。尽管从四十年代初期以来先后有四个杂文专集出版,但学术界一直未予充分注意。最近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田仲济杂文集》,这是一本包容作者杂文全貌的合集,是改革开放以来继唐弢杂文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徐懋庸杂文集、秦似杂文集、柯灵杂文集等出版之后,又一位出杂文合集的作家。这本近50万言的杂文集是田仲济先生近70年来杂文创作的结晶。这样一本著作,奉献给社会的是一份什么财富呢?就其特质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