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画框”——《杂文的自觉》与鲁迅的文学本体论问题

长期以来,关于鲁迅杂文的研究从来都是一个诱人而艰难,同时又不可忽视的工作:由于杂文之“杂”,使得它几乎很难在形式和内容上得到清晰稳定的概念规定,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即便有意识地从审美自律性的角度接近杂文,最终也往往会从一个名为“政治性”的出口徘徊而出。本文通过考察张旭东在《杂文的自觉》中对于鲁迅杂文作出的文学本体论层面的分析,探讨了杂文在鲁迅的写作实践中同时具有的内部和外部的推动力,以及“杂文的自觉”对于其他文类和风格的影响力;与此同时,通过聚焦“杂文的画框”的概念,本文也探讨了张旭东的这种尝试所透露的一个棘手的困境。

希望与躁动:鲁迅杂文发生学小史(上)

鲁迅“杂文的自觉”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事件”,也是一个具有批评理论意义的概念构造,并非传记或文学史上的局部或阶段性问题,而是通过“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关系到鲁迅文学乃至整个新文学起源期的整体阐释。在1925-1926年间的鲁迅创作中,可见“杂文发生学”的散点和多点起源。这个起源在1924年的创作中处于酝酿和萌动状态,在1925年底《〈华盖集〉题辞》中达到临界点或爆发点,再经由1926年的“漂流”与“大时代”的正面碰撞。本文梳理1925年上半年在鲁迅的散文诗、杂感和翻译写作中“杂文之发生”的脉络和表现方式,认为在文体并行和混合状态里,杂文的胜出标志着鲁迅克服种种困境、挑战和危机,最终在针对近代文学制度的“非常态”或“例外状态”中作为文学世界的“主权者”出场,在写作的新强度和更高的普遍性层面,走向一种超越固有文类和表现手法的总体艺术风格。

《伤逝》的“文体混合”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张旭东在《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撰文指出,《伤逝》作于以“杂文的自觉”为标志的鲁迅风格的转折期,其叙事结构的文体混合特征,为杂文观念和手法对小说形式的征用提供了清晰有力的说明。就贯穿整部作品的杂文思维与杂文写作原则之坚定和强硬而言“故事”或“虚构”在此是一件并不合体的外衣,因此《伤逝》或可被视为失败的小说。

形式的破裂——《伤逝》的“文体混合”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伤逝》做于以“杂文的自觉”为标志的鲁迅文学风格的转折期,其叙事结构的文体混合特征,为杂文观念和手法对小说形式的征用提供了清晰有力的说明。就贯穿整部作品的杂文思维与杂文写作原则之坚定和强硬而言,“故事”或“虚构”在此是一件并不合体的外衣。因此《伤逝》或可被视为失败的小说。但就鲁迅对近代主体的正当性及其孱弱或“滑稽”特征的微妙而严厉的处理而言,《伤逝》却通过自身形式的破裂,在“高于”小说的层面上,把握并呈现出新文学及其社会现实的内在矛盾与复杂性,彰显出以杂文为本质的、作为“写作”的鲁迅文学的穿透力与感染力。

“魏晋风度”与鲁迅“杂文自觉”的风格外化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鲁迅在“大时代”带来的震惊与恐怖之余,重整自我意识、重申写作立场的仪式性、表演性创作。通过对魏晋文章与时事之关系的寓言性分析,鲁迅为杂文在严酷现实政治环境中打开历史纵深和象征空间。“‘而已’而已”的诗学句法由此在对象化和讽喻活动中,成为新的现实表现与历史叙事的构造原则。在新文学“现代性”意义上,魏晋演讲标志着鲁迅从前期效力于文化革命、思想革命、伦理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自在的写作”阶段返诸自身,在生存环境的极端挤压和限制下走向“自为的写作”。从中国文学源流角度看,杂文则是在欧风美雨中守护白话文学同其古代传统之间的传承与风格连续性的独特实践。

“抉心自食”的文化观:鲁迅论先秦诸子

鲁迅及其研究作为跨世纪的文化话题,依然在当代中国思想学术界以及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等领域占有重要位置,并产生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随着文化语境及情境的转移,关于鲁迅的言说渐趋多元,进一步体认、反思和发掘鲁迅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已成为学界的共识。2011年9月25—26日,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暨"鲁迅:经典与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绍兴召开。会议从不同的视角与专题对鲁迅所蕴含的丰富性给予了阐释解读,这对今后如何深化和发展鲁迅研究、如何使鲁迅的价值长存、如何把握现实价值与学科价值的契合点等,提供了新的理路及方法启示。此组笔谈即为这次盛会一个十分有限的截面。

在路上:漂泊、书信体写作与“杂文自觉”的风格扩张

在以《华盖集·题记》为标志的“杂文的自觉”之后,《华盖集续编》在文体、样式及美学方面呈现出更加繁复的多样性和试验性。与之相关的则是鲁迅1926年8月离开北京后,在上海-厦门-广州间的短暂的“漂泊”状态,这种状态指向一种重要的文学风格意义。以《华盖集续编》中的“通信系列”为线索,兼及鲁迅同时期其他书信写作,对鲁迅杂文在语汇、句子、风格和作者形象不同层面的风格扩张进行系统分析,可以看到,鲁迅此期间的杂文写作,在内心面向、审美自律和社会政治寓意指涉性上都呈现出一种高度内敛同时又高度外化甚至游戏化的倾向。这种写作法不仅是对漂泊或客居状态的描摹和派遣,或对此前“北京时期”遭际的回顾与反思,更是鲁迅文学内在能量与形式可能性的逻辑发展,也是它将自身现实批判兴趣和历史表现抱负收缩凝聚在高度个人化和“作者式”的杂文文体内在强度之内的技法淬炼。因此,鲁迅漂泊期的书信体写作,作为“路上杂文”,也可被视为鲁迅文学“第二次诞生”这一文学史事件的组成部分。在具体的鲁迅文学发展阶段论意义上,这个瞬间和文体实验行动也构成过渡期“杂文的自觉”同晚期“杂文的自由”之间的连接点和风格预演。

杂文自觉的墓志铭:《坟》序跋在鲁迅风格演变中的意义

在1924—1927年的“杂文的自觉”和“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中,《坟》序跋是介于《〈华盖集〉题记》和《〈野草〉题辞》之间的一组极为重要的文体宣言和风格自画像。“坟”以其意象、象征、概念和叙事的四重性,展现出驱动杂文转向的作者意识内在寓言结构,也标识出这种观念-表意结构的外在文学空间。作为鲁迅杂文的诗学方法论演示,《坟》序跋在中国新文学起源的历史潜能和风格不确定性深处,独立发现并表述了“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的思想,并把这种思想通过激进虚无主义的文体实验带入以颠覆为创造、以否定为肯定、以虚无为实有、以死亡和湮没为新生和纪念的持续不断的创作韵律之中。这个“家”不是世俗幸福意义上的遮风避雨的建筑,也不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体制,更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永恒和不朽,而是一种提前植入物化及生命之自我持存的必然性中的自我扬弃和自我消亡的逻辑。“杂文的自觉”由此获得了它的政治本体论特征,即直达“敌友之辩”的战斗意志,同时也获得了它的风格生成原则,即在语言中复制那种克服窒息和死亡的呼吸运动和自我观照。这种内在于“为人生”写作原则的自我忘却和自我凭吊,为鲁迅杂文独有的形式辩证法和风格个性和整体性提供了说明。

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朝花夕拾》与杂文风格发展的缠绕

鲁迅1926年的杂文和回忆散文创作,显示出“杂文的自觉”之后最初的文体扩展和风格轨迹,对系统分析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具有特殊意义。《朝花夕拾》在这一年年初开篇,构成一条与《华盖集续编》系列文章并行或交叉的复线。它始于“三一八”惨案之前,在鲁迅开始准备南下后同杂文内部日益明显的“文体混合”实验倾向遥相呼应;最终与鲁迅“路上杂文”或通信体写作一道,构成一个“过去”和“现在”的时空复合体,一个内心与外界、“美文”与“杂感”冲突/平衡的诗学赋格。从杂文风格内在多样性和整体性出发反观这个诗的内景和写作的内面,可以看到它不是对鲁迅文学的存在斗争和审美政治性的逃避,而是作为其中一个持久的、结构性的环节,成为杂文文学本体论实质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已’而已”及其诗学展开——1927年“清党”事变后鲁迅的沉默与言说

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以及同时期其他文类创作合集如《坟》《野草》《朝花夕拾》中,读者都看到一种与“杂文的自觉”同步、对鲁迅文学“第二次诞生”具有象征意义的写作样式和文学生产程序,这就是由一系列自序、题记、小引、题辞、后记和“写在后面”构成的鲁迅序跋体风格。不夸张地讲,序跋文以其浓烈的“文章风”和“作者范”,为鲁迅过渡期杂文合集提供了文学性、审美的二度空间。

批评对象的重建:鲁迅文学风格的复杂性、统一性与历史性(上)

如何对鲁迅文学作出具有文学理论意义的分析和阐释,取决于如何在具体的阅读中将个别作品和风格总体一道确立为批评意识及其意向性结构的对象。由严格的批评意识及实践呈现出来的鲁迅文学,也在自身的文学本体论和政治本体论结构中为批评和阐释提供现象学和方法论的证明。重建鲁迅文学的批评的对象性及其内在结构,包含了对鲁迅文学历史形成和风格自我实现的双重考察。如果前者的转折和能量聚汇点在于鲁迅文学经由“杂文的自觉”而获得的“第二次诞生”,那么后者的关键则在如何从理论上说明这种风格自觉和形式实现所带来的写作的内部可能性和外在张力。论文上篇在写作法、文体学和风格研究的意义上,分析构成鲁迅文学风格外形的“形象”(象征、隐喻和寓言)、“句子”(作为文章学基本单位的句型句法句式)、“话语”(表意-交流系统)三个层面。续篇则在风格研究、创作论和艺术哲学的意义上分析“风格”(文体混合与体裁杂糅)、创作阶段论和类型论。这六个方面一同构成鲁迅文学空间的内部生成机制,并界定了鲁迅文学风格外部的多样性、统一性和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