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代《杂曲》与宫体诗写作模式新趋向

《乐府诗集》录傅縡、徐陵、江总数人《杂曲》共五首,皆为"美张贵妃之容色"的宫体诗,这些作品创作背景,体现了诗歌与陈代社会荒淫的关系;但从宫体诗歌创作进程与写作模式来看,又有新趋向,即变以事件表现人物为以铺叙手法再现人物;对更为广阔的女性活动背景的注重;七言长篇的形式达到了铺张扬厉的效果。写作模式的新趋向已为宫体诗内容上的转换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

论近代曲辞与杂曲歌辞之异同

近代曲辞与杂曲歌辞是《乐府诗集》中的两个类别。因二者同属杂曲的范畴,所以界限比较模糊。作者从“杂曲”的概念入手,首先分析了《乐府诗集》中杂曲的含义,肯定了杂曲歌辞与近代曲辞的共同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这两类曲辞由于创调时代的不同而形成的音乐体系上的本质区别,从而提示了郭茂倩将近代曲辞与杂曲歌辞分别立目的根本原因。

明代中后期的杂曲与改本戏文

宋元和明初的戏文作品,在后来的刊刻中多经明人改订。明代改本戏文常见曲调曲文的增删和情节出目的增衍,这与当时杂曲的繁荣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杂曲的繁盛也为余姚腔滚白和青阳腔滚唱的产生和流行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并对与弋阳、青阳腔相关的戏曲刊本和选本中的改本戏文产生重要影响。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属性商榷——读《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札记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是西汉中期以后一组乐府诗。原本二十二曲,其中《务成》、《玄云》、《黄爵》、《钓竿》四篇,歌辞已亡佚。现存十八曲歌辞,最早著录于沈约《宋书·乐志四》。南宋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根据乐府诗的性质、用途、音乐形式和时代特点等,将上起陶唐,下迄五代的“乐府诗”五千三百八十五首,分为十二大类,其中“

山东曲种分类概述与分类界定之我见

山东地方曲种同山东地方戏曲、民歌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及其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在史学上通常谓之,“东夷音乐文明”。“东夷音乐文明”虽属于原始音乐范筹,但它对后世的民族音乐(包括曲艺音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齐鲁为邻,文化沟通甚便,早在先秦已有《辩乐论》记载说唱音乐之文,“昔伏羲氏因时兴利,教民佃渔,天下归之,时则有网罟之歌”。其渔歌或为渔号,亦是说唱音乐之先导。可见战国时期前,人民之乐思已萌芽发展,那时的音乐,一般是即兴式的徒歌形式,类似今日的说唱音乐,故曲艺以民歌为源之说是理所当然。

文化变迁中的左权民歌

左权民歌是山西省左权县民间歌曲的总称,由大腔、小调、杂曲三大类组成。据《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所示,左权民歌占山西民歌五大体裁的80%。其中大腔有15首,占全省19首套曲的79%,其比重之大显而易见。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人们对"大腔"的记忆则寥寥无几。因此,调查和研究文化变迁中的左权民歌便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含弓调”音乐概述

"含弓调"是流行于皖地沿长江一带的"含弓戏"前身,为含山一带的瞽目艺人所创,其音乐特点隶属于"牌子曲",保留了不少明清时期江南滩簧音乐的曲牌,对明清俗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填《破阵子》再证唐代“拍”的时值——西安鼓吹乐源流考之二

关于《破阵子》,有几条较重要的史料必须列出: 1.《破阵子》曲名,最早始见于唐崔今钦宝应元年(七六二)成书的《教坊记》中。后又在约九二二年成集的敦煌曲子词《云谣集杂曲子》中,有四首《破阵子》曲子词并列。词分上下两片,句式上片为:六五七七五;下片为:六六七七五,共六十一字。在五代和北宋的词牌中,均可见到《破阵子》词牌名。与同名的曲子词相比,词牌只是把上片第二句五言改成六言,而成为上下片相同的六十二字之《破阵子》。

析姑苏吴歌的文化源头

姑苏吴歌是江南吴地最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吴语方言、吴地文化和吴地音乐高度结合的产物。吴地山歌可溯源至新石器蛮夷部族时代,河阳《斫竹歌》甚至被学界判定为中国最古老的民歌。江南歌谣口口相传,世代繁衍,历久不衰,延承至今,以地域流系划分,其始皆为徒歌,继而被以管弦,后随城市文明兴起,出现以吴声小调为核心的杂曲变体,成为吴语文化的一朵奇葩。

论东晋诗人的乐府观

东晋现存乐府诗不及100首,曹毗、张骏、杨方和谢尚等为东晋乐府诗人的代表。文章首次对其乐府观进行考察发现:崇尚朝廷雅乐,喜好宗庙歌诗,成为曹毗与王珣乐府观的核心所在;张骏的乐府观,主要表现在对具有权力象征的中原雅乐文化的倾慕方面;杨方与陶渊明的创作实况表明,乐府诗与五言古诗在当时并无多大区别;朝廷之乐与地方之乐并重,为谢尚乐府观最为鲜明的特点。

唐传日本《五弦谱》之译解研究(上)

曲谱的书写年代 现藏日本京都市右京区阳明文库的《五弦谱》,是日本人近卫家世传的秘卷,于1939年被指定为国宝。这是一个宽九寸三分、长三丈余的写卷,内收“调子品”(练习曲)、杂曲、大曲“摘遍”、完整大曲等共二十八首乐曲。卷尾记有“

郭茂倩对乐府诗歌整理编辑的贡献

乐府诗以西汉立乐府机关而得名。对于民歌的整理编辑,早在孔子就开始了,《诗经》编成后的广泛流传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乐府的创立,是继《诗经》之后又一次对民间歌辞和乐曲大规模全面地收集和整理加工。《诗经》、“乐府”常为后人并称,尊崇为我国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这与当时优秀的编辑工作是分不开的。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五代都有大量的民歌流传下来。文人受刚健清新的民歌影响,纷纷模仿,效法拟作,创造了更多具有新内容和新形式的乐府诗。民歌和文人的拟作是乐府诗歌中比较优秀的部分。

昌都清真寺已修复

西藏东部重镇昌都,位于澜沧江上游杂曲与昂曲汇流处,人口2万余,建县已有2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这里有穆斯林却鲜为人知,特别是1991年末还修复了一座小清真寺。

异材并出的唐代内地少数民族诗人

唐代几近三百年,不但作家众多,作品丰富,而且风格题材多样,艺术技巧精湛。其辉煌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矗起了一座巍巍高峰,开辟了崭新的纪元,足以雄踞一代,睥睨往古。就在这样一个高才辈出、争奇斗艳的歌吟时代,当时的许多少数民族或在内地、或从边远投入了这个“铿锵愧金石、炳焕却丹青”的非凡大合唱。

燕赵梨园传遗韵——哈哈腔的起源与传承

哈哈腔,又称＂喝喝腔＂、＂呵呵腔＂,流行于河北省的保定、沧州、衡水、廊坊、石家庄以及山东省的惠民、德州等地区。哈哈腔原是俗曲曲名。清代嘉庆年间,北京钞本《杂曲二十九种》所收《西厢记·游寺》和北京＂百本张＂钞本中均有该曲。哈哈腔约形成于明末清初,清代乾隆年间已经在京师和民间流行,清末民初达到鼎盛。

谢脁与传统文学

谢朓是我国历史上有影响的诗人。古往今来有关他诗歌艺术成就的论述殊为不少,但迄今为止,探讨这些成就是如何取得的文章却不多见。本文拟于具体的诗篇分析,从师承前人作品艺术这一点上,述论其与传统文学的渊源关系,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经验及借鉴,应当说,是具有历史及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