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杂歌谣”到“俗曲新唱”——近代中国歌词改良的启蒙意义

"俗乐改良"曾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民间俗乐的利用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起初,是梁启超、黄遵宪推动,以《新小说》为阵地的"杂歌谣"创作。继之而起的是《绣像小说》中涌现的一批"时调唱歌"作品。受此启发,近代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开始大量借用民间流行的曲调,填以新词("俗曲新唱"),形成了一次以"白话报"为主要发表阵地的创作高潮。"俗曲新唱"配合着当时的"戏曲改良",成为启蒙者为中下层民众说法的有力武器。

中古时期的“歌”、“谣”观——以《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为例

文章梳理了从先秦到唐代“歌”、“谣”观念的流变,分析了它们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以《乐府诗集》一书为例,具体分析了中古时期的“歌”、“谣”观。

两汉杂歌谣辞诗事材料研究

诗事材料指"记载诗歌本事,诠释名物与考证故实,阐扬名教,泛述闻见"的材料,是诗学文献的组成部分。本文讨论两汉杂歌谣辞诗事材料的辑录范围,从两汉典籍中辑录出材料约170条,并分为两汉民歌诗事材料、两汉童谣诗事材料和两汉谚语诗事材料。通过对这三类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总结出两汉民歌诗事材料多与创作相关,表现了两汉民歌的创作特点;两汉童谣诗事材料与民歌材料相比,具有材料来源、性质及内容方面的差异,其主要功用是帮助两汉童谣解读;两汉谚语诗事材料分为引谚诗事材料和作谚诗事材料,其主要反映了两汉引谚的目的和作谚的缘由。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杂歌谣辞》校误

逯钦立先生编著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杂歌谣辞》比较完备地收录了先唐的歌谣谚语,然尚有失校、错讹之处。通过文字校误、补异、断句、去重,期望为该书的再版和完善提供一点参考价值。

岂惟观乐,于焉识礼——评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

一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就整体而言应当包括"诗的生产与消费"和"乐的生产与消费"两个方面,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诗的生产与消费"和"乐的生产与消费"分属不同的社会门类,并采取各自不同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从歌诗生产理论来看,歌诗生产与消费过程中,"诗"与"乐"分处不同艺术生产部类所造成的"诗"与"乐"、"言"

元代杂歌谣辞辑考

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有杂歌谣辞一类,分歌、谣两部分著录上古至唐五代作品,为研究宋前杂歌谣辞提供了便利。而元代究竟有多少杂歌谣辞却未见前人讨论。翻检现存史料,可知元代与《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之同题拟作可考者凡37题89首;元代正史、笔记所载之歌、谣且本事可考者凡23题35首。

辽金杂歌谣辞辑考

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一类,分歌、谣著录上古至五代诗作,为宋前杂歌谣辞研究重要取资。辽金究竟有无杂歌谣辞或有多少杂歌谣辞,未见前人讨论。翻检现存史料,未见辽代有《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同题拟作,可考歌、谣有11题12首;金代杂歌谣辞有《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同题拟作,有史志笔记所载之歌谣。前者凡6题18首,后者凡9题9首,计15题27首。

从“杂歌谣”试验看晚清诗界革命的困境

晚年黄遵宪响应梁启超的号召参与了一场"杂歌谣"试验,创作了多首"杂歌谣"(包括发表于《新小说》的两组新作和一组旧作以及未经发表的多组新作),这些诗作不仅被梁启超评价为诗界革命的顶峰,黄遵宪本人也自视颇高。然而他在同时期最后编订其诗歌总集《人境庐诗草》的过程中却没有收录任何一组新创作的诗歌。个中细节我们无法准确还原,只能从黄遵宪的诸多理论阐释和思想陈述中猜想一二。但从这一略显矛盾的现象出发,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杂歌谣"创作理念的生成及演变,理解黄遵宪的诗歌观念,认识以其为代表的晚清一代诗人在诗界革命中所进行的开拓和传统本身无法超越的困境。

黄遵宪的“民歌情结”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他受到过民歌的熏陶,自幼喜爱民歌,他还主张搜集民歌,研究民歌,是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先驱。他进步的民间文学观和“民歌情结”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黄遵宪善于吸取民歌的营养,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二、他吸取民歌中的“情真”说,主张写诗要情真、意真、抒发我之心声;三、“民歌情结”赋予黄遵宪部分诗篇以民歌风味。他晚年的创作及其对“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也鲜明地受“民歌情结”的制约。

文人拟体与近代岭南的新俗乐之路

在清末文学改良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依托弹词、粤讴等民间曲艺,建立以觉民、新民为主旨的新俗乐文学,完成由一省而至一国的思想启蒙。在近十年的文人实践中,出现了杂歌谣、新粤讴、新时调等拟体尝试,呈现出新俗乐的不同样态,其中又以俗剧《班定远平西域》为集大成者。但文人拟体往往重用轻体,未能斟酌雅俗、繁简之别,故多仍为“目的诗”而非“耳的诗”。其间文体革新之得失,也启发了1920年代的歌谣运动往“学术的”“文艺的”方向发展。

江苏汉代诗歌之“楚调”“乐府”研究

汉代诗歌承楚调,高祖、武帝皆以楚调歌咏,风气历被两汉宫掖而不衰,遂有鲁迅“汉宫楚声”之说。江苏汉代诗歌首推《垓下》《大风》,二者皆楚调。较诸“刘项原来不读书”,武帝雅好诗赋,所作歌诗亦多为楚调,能兼蓄慷慨之音、缠绵之旨。汉代江苏《乐府》诗按《艺文志》所列,民间歌诗目次中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杂歌谣集》所收多出自刘向所采佚名古歌。

试谈北朝民歌的艺术特色

如果说北朝土著文人诗歌大抵模仿南方风格而又远不能与之分庭抗礼的话,那么,北朝的民歌,却是与南朝民歌风格迥异,而毫不逊色。现存的作品,有六十多首,大多收录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另有几篇收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鼓角横吹曲是军乐,也用于仪仗、典礼、娱乐等场合。这些歌曲从北方流入南方,为梁朝的乐府机构所采录,

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

在启蒙国民的过程中,梁启超将文学与儿童结合起来,试图通过翻译小说与歌谣塑造出冒险、自治、爱国的少年新国民。儿童作为国民被发现,儿童读物的体裁、题材、观念都由此发生了变化。儿童、文学、政治紧密相连,带来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端。

试论汉代有主名诗歌的成就

汉代诗歌,据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现存共有六百三十余首。但这其中包括大量的断篇残简,实际上,现存比较完整的汉代诗歌包括童谣在内也不过四百首左右。如果再除去一些味同嚼腊的郊庙歌辞和形式过于短小零碎的杂歌谣辞,而成就较高的作品也不过二百余首。这二百余首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现存有主名的诗歌,约一百余首;二是乐府民歌,约四十余首;三是汉末无名氏古诗,约五十余首。对于汉乐府民歌和汉末无名氏古诗特别是其代表作品《古诗十九首》,前人已多有研究,且评价甚高。但是。

简论我国古代民谣

我国古代的民谣,就保存在历史文献中为今天所能考见的看来,范围窄而数量少,往往历一朝,只留数语。最早没有专集辑录,到宋朝郭茂倩的时候,才由他从经史子集中采编成《杂歌谣辞》一篇,附在他所编纂的《乐府诗集》中的“乐府歌”之后。其所搜罗既不全,同时内容也不纯粹是民谣。后来,元代左克明的《古乐府》,刘履的《风雅翼》;明代冯惟纳的《古诗纪》,臧懋循的《诗所》,唐汝谔的《古诗解》等书中所收编的民谣,其数量虽和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所录有所增减,特别是冯惟纳的《古诗纪》中,搜罗较广;但编纂情形大致都和《乐府诗集》相同,有的歌和谣不分。

谈《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攷略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脍炙人口的短诗,北朝以来,一直为人传诵。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歌谣谚补辑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①是目前最为权威、备受学界推崇的先秦至隋末的诗歌总集。但是,由于时间跨度大、涉及文献浩繁,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抵牾舛漏之处,后虽经一些学者校订、补遗,仍未臻完善,尤其是在歌谣谚的校补方面用力不够。本文按照《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凡例》的标准,补辑部分漏收的歌谣谚,以期对该部巨帙的校补、改编工作和谣谚的研究有所裨益。燕王引语(《战国策》曰:燕王喜与乐间谋伐赵,不可。王大怒。起六十万以攻赵。燕人大败。

说《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在《乐府诗集》的《杂歌谣辞》中,郭茂倩引沈建(约为唐末宋初人)的《乐府广题》解释此歌的来历说:“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患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

黄遵宪的客家民间文学观及其影响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因客家故乡的文化氛围、家庭环境、家学传承及丰富的驻外经历,他高度认同客家山歌与客家民俗文化,受此影响而提出“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言文合一”等诗歌创作理论,在晚年时期提出了“杂歌谣”的设想;还辑录整理了许多客家山歌,在诗歌创作中借助客家山歌的形式,使用通俗化语言,创作出带有客家山歌风味、描绘客家民俗风情的诗篇,增厚诗作的文化内涵,使他的诗作成为具有新思想的真我之诗。黄遵宪源自于民间文学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对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白话文写作、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值得后人评断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