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世宗时期的杂税与社会动乱频发的关系

苛捐杂税是导致大定年间社会动乱频发的重要因素。金世宗对前朝杂税多有承袭,其统治期间杂税名目繁多且数额巨大,百姓苦不堪言,在杂税的催化下动乱迭起。从空间上看,动乱主要集中在杂税繁多的河北、山东地区。从主体上看,动乱主要由杂税的承担者平民发动。可以说在世宗朝的社会动乱中均有杂税的影子,杂税加剧了动乱的产生。

试论晚清杂税的不确定性特征

晚清的杂税与清代前期截然不同,税种多而杂,既深刻影响到社会经济、人民生活,又与财政的困难、新政的举行密切相关。与传统的杂税相比,晚清杂税的征收,"不确定性"是其主要特征,其具体表现:一是税法税制不统一;二是名目繁多,税目不统一;三是征收方法、税率不统一,用途混杂;四是收税机关不统一。晚清杂税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正是杂税得以肆意横生、乱象杂生的主要原因。

金代杂税新探

金代杂税沿袭了以往杂税的形成路径。行政性收费、官民强制性交易的税化、免役纳资和财政摊派性加征是其主要形成方式。在税制远行中,金代杂税表现出合法性趋向、中央与地方的制度互动以及临时性杂税向固定性杂税转变等机制;总体上看,金代杂税制度既有对以往杂税制度的承袭,也有适合本民族的制度创新,而与土地税的疏离则是区别唐宋杂税的又一重要特征。

明清江南的河泊所与渔课杂税——以宁镇及扬州地区为例

本文对明清时期南京、镇江及扬州地区的渔业状况分地域做了较为细致的阐述。从河泊所的设置分布及其裁革变迁、渔业税贡的数额及其征缴变化等各个方面进行论析。这在一个侧面揭示了各个地域渔业的发展变迁状况。

汉代杂税作用新探

汉代杂税具有双重作用。其具有的随意性、临时性与非制度化等特征,常使之成为吏治腐败的温床与聚敛苛政的代名词。然而,汉代杂税的积极作用也不可低估。这主要表现在:便于协调失衡的农工商各业的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利于赋税体系的自身调整并为其安全运转提供保证,某些杂税的征收也符合我国古代社会赋税发展演进的方向;促使诸子,特别是儒、法、新道家经济管理思想的汇流与整合,使各家学说在增强各自生命力和适应性的同时,也强化了“务为于治”,即为现实社会经济服务的功能。

论胡林翼整顿湖北捐输和杂税

本文以咸丰五年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后,对湖北捐输和杂税的整顿为重点,对当时湖北的捐输、牙帖制度进行梳理,统计推算出咸丰五年后湖北捐税和牙帖收入。认为胡林翼整顿湖北捐输和杂税,为日后湘楚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伪朝”与“伪国”语境下的五代十国杂税

五代十国时期杂税暴兴是史学界习惯的印象,但其背后存在"伪朝"与"伪国"语境的夸大与渲染。五代十国尽管出现一些极端杂税的事例,但多数时间的杂税处于合理范围内。"伪朝"与"伪国"语境将五代十国杂税的出现归结为各僭伪政权的本性所致,由此证明其非法性和非正统性,最终凸显本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实质是政权合法性的诉求。实际上,五代十国杂税的凸显是唐宋之际赋役制度变迁的反映,特别是田税定额化的结果;作为国家正税的补充,五代十国杂税的存在亦不乏合理性。

从杂税透视秦汉历史

若要对秦汉的赋税制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杂税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研究课题。笔者在对秦汉时期的杂税进行了大致的分析之后,由杂税体现国家的抑商政策、杂税的征收与吏治腐败的关系、“亩敛税钱”体现了我国古代赋税体系的演进方向、从“私奉养”到国家经费等四个方面,尝试着通过杂税透视秦汉历史,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大革命前后的苛捐杂税——以湖南为考察中心

学界对清末民初的苛捐杂税往往极为义愤并出以基于公平正义上的声讨,较少全面详细的事实考察和冷静客观的学理探讨。本文主要以湖南为例,对大革命时期苛捐杂税的具体情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简要分析了捐税繁苛的三大主因,并指出捐税繁苛直接导致了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迅猛打击土豪劣绅运动的出现。

晚清杂税名目及其产生之必然性初探

晚清财政因军费、外债、偿款等巨额支出,导致财政窘乏,清政府已无力在原有财政范式下,从根本上对财政收入以及财政支出项目进行合理调整,只能增加新的税项,竭力搜刮民脂民膏。在财政支出变态性增加的前提下,财政收入也变态性增加,新的税种不断涌现,杂税名目纷繁。晚清杂税在财政史上是一个繁杂而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深入研究。

从杂税加征视角论清代财政非正式制度的表现

杂税是清代财政结构中的传统项目,多以定额征收。清代前期杂税虽遍征于全国,但相较于其他传统赋税项目如田赋、盐税及常关税来说,杂税征收数额过低。在这一阶段,杂税虽在财政吃紧状况下有过临时性加征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杂税在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自咸丰军兴伊始,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深。为应付异常严峻的财政状况,清代传统赋税项目被不同程度地加征,杂税也在其中。然而因清代赋税深受“原额主义”限制,故田赋虽是清代的大宗赋税,其加征空间却受限,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在“原额主义”制约下,杂税也难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大幅度加征。为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政府选择将赋税摊派至地方,各省只得征收经制外赋税以平衡财政需求。因此清代后期于杂税之外另征杂捐。随着赋税压力的增大,杂捐的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杂捐虽是清代传统经制外的赋税项目,但这一杂税的衍生物却对杂税总额的提升大有裨益。由此,杂税在清代财政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成为清代后期重要的税收项目。文章力图通过梳理清代常规赋税因受“原额主义”限制而无法大幅加征时,清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借助加征经制外赋税的办法来提升税收总额的历史过程。文章以杂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杂税加征困境缘由的探究以及该困境纾解办法的提出——征收杂捐,来讨论清代社会受财政压力驱使通过征收经制外的非正式税款来提升赋税总额用以补充正式税款的情况。文章力图通过杂税加征这一视角来探究清代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同时也希望通过对这一作用的讨论来对杂税和清代财政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解读。

皇权和公权的社会化:晚清杂税杂捐征管中地方士绅的作用

晚清时期,军费剧增以及巨额赔款、偿还外债和举办自强新政,造成财政支出的变态性膨胀。在财政极端困窘的情事下,杂税杂捐的征收成为引人注目的财政现象和社会现象。在杂税特别是杂捐的征收和管理中,地方士绅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多以民间身份办公家之事,呈现出皇权和公权的社会化倾向。光宣年间地方士绅参与税捐“征管”,主要体现在有些新税捐的开征、加征,由县令与士绅共同议定,有些税捐的开征及征收税则,直接由士绅议定,有些税捐的征收局所,由士绅参与或主持等方面。

晚清杂税与杂捐之别刍论——兼论杂捐与地方财政的形成

咸丰以后,特别是光绪年间,各项财政支出剧增,财政收入变态性增加,新增杂税、杂捐不断涌现。晚清杂税与杂捐的征收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关系到财政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晚清新增的杂税、杂捐税种,一般认为,杂税与杂捐同类异名,且有对杂税、杂捐认识混淆的现象。从广义上讲,晚清的杂税与杂捐可以归为"杂税"一类,但杂税与杂捐毕竟有诸多不同:一是杂税的名目较为单一,命名正式,杂捐则往往名目繁杂,命名随意。二是杂税的征收,一般要经过户部的批准,杂捐的征收,大多由地方各州县议定。三是杂税的征收较为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杂捐的征收则具有随意性,多呈现纷乱之象。四是杂税一般由地方统一征收汇解上缴,大多属于中央财政或国家税性质,杂捐则多为地方征收,并为地方所用,大多属于地方财政或地方税性质。

明清湖广鱼鲊贡杂税研究

贡物杂税是因造办运输贡物而向固定人群征收的杂税。湖广鱼鲊贡杂税是由明中期镇守中官创立的,由于其分割了湖广地方文官的财政管理权,因此遭到文官多次反对。嘉靖以后,鱼鲊贡杂税并非主要用于维持进贡,而是定额成为地方财政收支的一部分。清初时废除鱼鲊贡,但其杂税并未随之停征,而是成为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经费,直到清中叶才逐步停征。以湖广鱼鲊贡杂税为代表的明清贡物杂税研究能够加深对贡物制度、区域财税特点和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认识。

晚清杂税杂捐征收名目统计与厘析

晚清杂税、杂捐名目繁多,统计结果表明,各省的杂税、杂捐总数达二千二百余种。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杂税、杂捐,是在晚清各项支出增多、财政困窘的情势下,"就地筹饷""就地筹款""自主筹款"的必然结果。清代前期,杂税征收有限,并且有杂税而无杂捐。晚清杂税、杂捐的凸显,与晚清的"大事件"密切关联,咸丰时期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筹措,导致杂税杂捐的初次增加;甲午战争赔款特别是庚子赔款以及各省的财政摊派,导致杂税杂捐的爆发性增长;光绪后期新政的开办,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各省在更大的范围内拥有了"自主筹款"的权力,从而使杂税、杂捐如杂草般肆意生长。杂税、杂捐由各省各地自主确定,缺乏统一的规则,导致税目的纷繁轇轕。由于各地的社会经济环境、财政状况不同,也使杂税杂捐的征收呈现明显的地域特色。

税收、生计、动荡:清季杂税苛繁与民变频发——兼论区域性抗争与整体性瓦解

本文从杂税杂捐苛繁下的生计入手,阐明晚清民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苛捐杂税引发的民不聊生。以山东莱阳苛捐激变之大风潮、河南长葛县民变,以及镇江民变、舟山民变等不同形式的典型案例,揭示因税收公权力的滥用导致的民变频发。同时,以"避税"而出现的"入洋教、举洋旗"的软性抗捐现象,印证苛捐杂税对民生的影响,探究民变产生的广度和深度机理。由此揭示各地区域性抗捐与清王朝瓦解的关联。

太平天国杂税考

太平天国的杂税,是其革命后期财经政策中的一种重要项目,它涉及到土地、户口以及商业诸问题,是天国财经政策中除田赋之外另一种取之于民的重要税目,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一问题,则对天国后期的政治和经济的措施诸方面便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就是从上述目的出发,收集了各家记载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企图比较系统地阐明各种杂税的起源、税率以及征取方式等问题。由于资料还很缺乏,作者虽有这一愿望,恐仍力不从心,难以完成自己的这一意图。这里,我不妨抛砖引玉地将个人所能收集到的材料草就本文,求教于诸学者。

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以淮北地区为例

本文以苏、皖淮北地区为例，探讨近代（1840－1949）农业生产条件─—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恶化与流民现象发生的内在联系，认为流民现象的发生主要不是经济发展造成的，而是相反。淮北流民在属性上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流民，这种情况，应同样存在于全国大部分地区。

从走马楼吴简看两汉与孙吴的“调”

两汉时期与财政经济政策有关的“调” ,主要有以下 4种用法 :第一 ,表示调发、调度 ;第二 ,官府出钱采购所需物品 ,有时也称为“调” ;第三 ,作为赋税的泛称 ,“租调”、“赋调”频繁出现于史籍 ;第四 ,表示苛捐杂税。鉴于孙吴赋税的繁重程度及其对东汉赋税制度的保留 ,鉴于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孙吴进行类似曹魏那样的赋税改革的明确记载 ,根据现有简牍资料可以认定 ,吴调也同样是汉调的延续 ,而与曹魏的户调不同。吴简中即使有按户或户品征收的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