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成相杂辞”“隐书”说

“成相杂辞”是一种民间文艺形式 ,先秦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 ,并且影响了文人的创作。从现存作品看 ,“成相杂辞”主要产生在楚国东部 ,和黄老之学有密切关系。现存成相体 ,大都以格言谚语集锦为其形式 ,以道德教化为其内容 ,用赋诵的方式传播。“隐”和古代的巫史关系密切 ,由巫转述的神的预言谶语大多是以叶韵的隐语形式表现出来。到了战国游士和俳优手中 ,“隐”为纵横策士资为谈助 ,更成了俳优侏儒亲近讽喻劝谏国君的工具。隐语还有一个来源 ,就是根植于古老民族的原始文化歌谣。隐语从神的警告变成人的讽喻 ,就和“谐”合为一体。谐语大都以人的缺陷作为嘲笑的对象 ,渐变为诙谐调侃的杂赋。

战国歌、谣、杂辞编年

西周和春秋时期是先秦诗歌的黄金时期,《诗经》中绝大部分作品都在这一时段产生。相比之下,战国歌、谣、杂辞等韵文作品多保存于史书和子书中,数量也极为稀少,这是礼崩乐坏之下采诗献诗制度废弛的结果。然而,这些作品的内容与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关,与《诗经》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是一致的。下文在有史可依的基础上,对现存战国歌、谣、杂辞的创作时间加以考订和编排,以凸显其创作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大致体例如下:题名,出处,作者国别及姓名(若作者姓名失载则标为"佚名"),创作大致年代及有关考证文字,题名源起及收录情况。

“成相”杂辞考

本文指出：“成相”即“打相”，成相杂词是一种肇始于西周宫庭，流行于秦汉时期的文艺样式。文中分析了"相"的各种形制和流变，指出它们和后世各种文艺样式的关系。对于成相杂词形式和内容关系的分析，则反映了先秦礼乐文化对华夏核心文明的重要作用。文中还对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成相篇残简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两汉杂歌谣辞诗事材料研究

诗事材料指"记载诗歌本事,诠释名物与考证故实,阐扬名教,泛述闻见"的材料,是诗学文献的组成部分。本文讨论两汉杂歌谣辞诗事材料的辑录范围,从两汉典籍中辑录出材料约170条,并分为两汉民歌诗事材料、两汉童谣诗事材料和两汉谚语诗事材料。通过对这三类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总结出两汉民歌诗事材料多与创作相关,表现了两汉民歌的创作特点;两汉童谣诗事材料与民歌材料相比,具有材料来源、性质及内容方面的差异,其主要功用是帮助两汉童谣解读;两汉谚语诗事材料分为引谚诗事材料和作谚诗事材料,其主要反映了两汉引谚的目的和作谚的缘由。

中古时期的“歌”、“谣”观——以《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为例

文章梳理了从先秦到唐代“歌”、“谣”观念的流变,分析了它们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以《乐府诗集》一书为例,具体分析了中古时期的“歌”、“谣”观。

《乐府诗集·杂曲歌辞》类目成因考

对《乐府诗集.杂曲歌辞》的立目原因,学界尚无人做过专门探讨。该文依据《杂曲歌辞序》中的理论界定,并结合杂曲歌辞中的具体收录情况,认为杂曲歌辞是郭茂倩在综合前代典籍乐府诗分类的基础上,对那些具有相同特征、能够自成体系的作品排除之后剩下的那一部分俗乐歌辞,其所用的音乐都是与雅乐相对的杂乐。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杂歌谣辞》校误

逯钦立先生编著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杂歌谣辞》比较完备地收录了先唐的歌谣谚语,然尚有失校、错讹之处。通过文字校误、补异、断句、去重,期望为该书的再版和完善提供一点参考价值。

曹魏杂舞歌辞对许昌舞蹈发展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推广许昌的曹魏文化,使许昌成为河南省一张强有力的文化名片,成为当今许昌文化发展的重点。以《乐府诗集》中"曹魏舞曲歌辞"里的"杂舞歌辞"这一类目为研究对象,从文学、舞蹈学角度,综合研究曹魏杂舞歌辞对许昌舞蹈形态发展的影响,以探索进推广许昌地区曹魏文化的有效途径。

篇:文人拟乐府的标志?——以曹植文人乐府歌辞为中心考察

"篇"为乐府歌辞题之一种,曹植的相和、舞曲、杂曲歌辞均有以"篇"系题的现象且数量众多。学界对曹植诸"篇"之作的音乐属性、文本特征的认识上有较大分歧。文章通过对曹植乐府歌辞的多方位的考察,从而揭示出"篇"并没有完全脱离音乐背景,也非文人拟作的标志,曹植对文人拟乐府的贡献也主要集中于他明确的模拟意识以及将文人化的写法大量植入作品中。

《杨白花》歌辞考释

本文从考释《杨白花》歌辞的作者——胡太后的生平事迹和作品入手,力图更深刻地理解这幕千古悲剧。

孙绰碑文“辞多枝杂”覆议:以《江州都督庾冰碑铭一首并序》为例

孙绰为东晋碑文创作之巨擘,《文馆词林》录其《江州都督庾冰碑铭一首并序》全篇,为研读其碑文体制提供了翔实的文献支撑。在学术因缘、生平际遇、社会思潮等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孙绰主动援赋法入碑,或掺入空论之语以衬托碑主形象,或棻铺藻饰某一事迹的前因后果以彰显自身所具有的“赋家之心”,故刘勰言其作品常“辞多枝杂”。孙绰援赋法入碑是两晋“碑文似赋”现象的充分体现,其扩大了碑文的容纳能力,使碑文语言更具张力,增强了碑文的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为南朝碑文骈偶化积蓄了力量。

曹植杂曲歌辞的音乐性质考论

学界就曹植杂曲歌辞的音乐性质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自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云"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以来,多数学者认为曹植乐府已不入乐,其杂曲歌辞已经脱离音乐而文学化;持相反意见者则认为曹植乐府并未脱离音乐环境,基本可以入乐。文章通过对刘勰观点重新解析,以及全面考察曹植杂曲歌辞的创作背景、动机和文本特征,从而认定曹植的杂曲歌辞与音乐之关系仍然十分密切,应曾入其藩国之乐演唱,不可将其直接视同脱离音乐而文学化的徒诗、拟辞。

《荀子·成相》若干断句问题

中华书局编辑部为逯钦立先生辑校《先泰汉魏晋南北朝诗》 (1983.9.第1版)所写《出版说明》云:“原稿上的断句有欠精当,不少篇章未加点断,已有的断句偶见破读,为了便于使用,我们已全部重新点过。”近读该集中《荀子·成相杂辞》,发现尚有漏断及可商榷者,特书于下,望读者不吝赐教。

《杨白花》本事浅说

在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三《杂曲歌辞》中,有一首题名极为别致的乐府诗,叫做《杨白花》: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巢里。郭茂倩据《梁书》《南史》记载做了解题,称杨白花实为一男子姓名。这首乐府诗的本事是一个有始无终的爱情悲剧。悲剧的男女主人公。

《汉志·诗赋略》中赋的界定探考

《汉志·诗赋略》中赋的界定探考汪祚民汉赋是一种很复杂的文体，界定起来，比较困难，自古至今，众说不一．要弄清赋体的本来面目．我们就不能不追溯到赋体的兴起和繁盛的汉代，看着汉代人对赋体的论述．《汉志·诗赋略》从刘向父子的著录到班固的最后删定，历酉汉后期到...

杂曲歌辞“八名”考论

杂曲歌辞多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出于民间的新声歌曲。其特点是曲调驳杂,内容繁多。关于其类型,郭茂倩认为有＂八名＂,即行、引、歌、谣、吟、咏、怨、叹等。首先,以＂歌＂＂行＂＂引＂命名的,涉及各类声曲乐调,歌、行或是配乐演唱,或是侧重于＂人声＂的放歌。或云＂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其次,＂谣＂是无丝弦箫管乐器伴奏,乐曲尚不固定,只可吟或哼唱的诗或韵语。有的是在民间流传的无名氏的＂徒诗＂,有的是带有随意性的＂徒歌＂,还有个别的被乐府机关加工成歌诗。再次,＂吟＂的声曲以及所用乐器,今已难考。北周萧撝的《霜妇吟》算是较早的作品,其余多是唐人之作,如《游子吟》,早期是弦歌而唱的,但唐时已流为徒诗。最后,以＂怨＂＂叹＂名题的歌诗,其内容多相近,很难区分其差别,内容上＂叙相思之意＂。而以＂叹＂名篇的,最早的是晋石崇的《楚妃叹》,歌咏楚庄王妃能谏诤庄王用贤而使楚称霸天下之事,至南北朝时的同题之作,却是或咏闺情,或咏宫中艳情,已经远离旧歌的主题了。

荀卿赋综论

荀卿是战国后期最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也是独具一格的辞赋家。班固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罹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列《荀卿新书》三十三篇(当为三十二篇之误),又将“荀卿赋”专门分作一类,与“屈原赋”“陆贾赋”杂赋”共为四家。刘勰云:“荀况《礼》、《知》,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艺附庸,蔚成大国。”可见荀卿赋家的身份是同屈原、宋玉并称的,足为汉赋的一代宗师。

岂惟观乐,于焉识礼——评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

一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就整体而言应当包括"诗的生产与消费"和"乐的生产与消费"两个方面,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诗的生产与消费"和"乐的生产与消费"分属不同的社会门类,并采取各自不同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从歌诗生产理论来看,歌诗生产与消费过程中,"诗"与"乐"分处不同艺术生产部类所造成的"诗"与"乐"、"言"

论近代曲辞与杂曲歌辞之异同

近代曲辞与杂曲歌辞是《乐府诗集》中的两个类别。因二者同属杂曲的范畴,所以界限比较模糊。作者从“杂曲”的概念入手,首先分析了《乐府诗集》中杂曲的含义,肯定了杂曲歌辞与近代曲辞的共同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这两类曲辞由于创调时代的不同而形成的音乐体系上的本质区别,从而提示了郭茂倩将近代曲辞与杂曲歌辞分别立目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