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应权利人同意之行为——被害人同意理论的重构

“被害人同意”概念存在不严谨、不科学之处,应以“权利人同意”取代“被害人同意”。“权利人同意”并非刑法的评价目标,“应权利人同意之行为”才是刑法的评价目标。“应权利人同意之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三部分:(一)权利人同意;(二)心意相应;(三)行为相当性。

权利人同意的限缩:刑罚根据、要素与体系

权利人同意相比被害人同意或被害人承诺更为准确地表达了该理论的价值内涵,它是"重新发现被害人"运动的结果,使刑法在"犯罪—被害"两种视角中检视犯罪化理论。复仇是刑罚的来源。国家刑罚权与个体刑罚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交融,权利人同意正当化依据是个体刑罚权的觉醒,也是个人主义在对抗国家主义过程中产生的结果。刑罚国家化、刑法的公法性、法律的规范性以及刑罚的预防目的都要求对权利人同意的范围进行限缩,通过对其在主体、内容、方式、时间等方面进行限制。权利人同意的理论内容并不排斥"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其作为正当化事由可以在四要件之内得以承认;根据不同的犯罪类型,权利人同意在"阶层论"犯罪论体内的不同阶层中发挥着排除犯罪性或降低刑事责任的机能。

平等保护视角下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刑法修正案(十二)》增设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旨在“加强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具有二元罪质,对于国有企业人员而言,该罪是保护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及其可信赖性的公职犯罪;对于民营企业人员而言,则是保护财产权及公司对董事等之特别信任的背信犯罪。《刑法》第165条第2款中的“其他公司、企业”是指除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外的其他公司、企业,包括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在内。“公司的同意”是该罪的构成要件排除事由,须进行实质性评估。同时,该条所规定的“重大损失”是一种整体财产损失,既包括现实的积极财产减损和现实的消极财产增加,也包括具有确定性的预期利益的减损。

《法律适用》引用体例及注意事项

一、应引用已发表文献。引用未发表文献需征得相关权利人同意,并注明未发表或未出版。我国台湾地区的著作,凡未正式出版而自版的,注明“自版发行”。

法益自决权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边界

信息社会制造了高度的犯罪风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成为规制网络信息活动的常用罪名,但应注意前置法体系不发达、网络准则不健全背景下的刑法过度介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个人法益犯罪,法益本体是个人信息权,它是《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具体人格权,通过赋予其超个人属性的方式实现入罪扩张解释,与法益论发展趋势相背。公民个人有权积极利用其个人信息,'同意'构筑了信息自由与刑法介入之间的分界,在被害人教义学上类比身体、生命法益而否认个人信息法益自决权的理由并不充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特有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被虚置的现象,为此,应在整体法秩序内厘清该要素的内容与地位,当前置法上缺少限制信息自决权的'国家有关规定'时,应排斥对'经同意后出售他人个人信息'行为的入罪化。

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限制

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对个人信息侵权的保护采用了具体人格权中隐私权的路径,它无法对个人信息商业化利用伴随的财产利益进行全面的保护。在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是采用"以人格权为中心、包含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两部分内容的一元模式",还是"以包含个人信息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为导向的人格权和财产权二元模式",需要借助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此外,基于价值的多元,任何权利的运行都要有个界限,个人信息权亦如此。在遭遇言论与表达自由、信息的自由流通、国家安全和权利人的同意四种情况时,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力度要"克减"。当然,这四种"克减"场域仅仅是基于"类型化"的分析,具体的案件还要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

声音

打击知识产权恶意侵权行为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侵权行为往往带有隐蔽性,表现形式多样。洽谈阶段,侵权人可能未经权利人同意,采取措施获取权利人技术内容后对外披露;许可期限内,侵权人可能通过合同条款设定,妄图以低价垄断被许可技术及其后续开发成果;许可期限届满,侵权人可能无视权利人警告,继续实施被许可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