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优先论批判的学理剖析--以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为对象

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中,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的论战大致分为两个回合。在此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论从道德形而上学转向政治自由主义,而社群主义者则将其间蕴含的个人主义观念和价值中立原则作为对象分别予以批判,同时反对以权利的普遍性来否定权利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构成其驳斥权利优先于善的学理基础。面对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有必要指出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优先性,以揭示围绕权利与善何者优先论辩的实质与核心。从本质上说,仅凭在先性、基础性或支配性都不能准确阐明何为优先性。所谓优先性乃是指某种依存关系,这种优先性关系带有鲜明的辩证意味和交互特征,由此出发便可找到优先性确立的正确方式和有效路径。

权利优先、还是义务优先——对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受试者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理性思考

对"权利与义务"从"公正"方面进行了解读,论述了在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受试者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受试者权利优先"是平衡两者关系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受试者权利优先"的具体策略:首先尊重受试者的权利(首要性);当受试者的权利与受试者的义务出现一定矛盾时,应该把尊重受试者的权利放在首位(至上性);在尊重受试者的权利中,化解两者矛盾。

论自然权利理论中的权利优先性

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提出的自然权利理论是启蒙时期权利优先性观念的体系化表达。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起源的关系中自然权利先于自然法,自然法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在自然权利的内容中体现着生命权的不可剥夺,自由权的排他性以及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自然权利的目的和价值中弘扬着人的自由、平等之主体性,并成为构建契约社会的理论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将权利置于社会价值的首要或优先地位,从而确立了权利优先性的自由主义权利观念。

新闻自由的反思与想像:对自由主义权利优先论视域下的新闻自由观的解构

环顾现代社会,新闻媒体已俨然成为维持社会宪政民主体系、调节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社会公器之一。而新闻自由也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推崇,犹如普世价值。新闻自由的理念诞生至今已有三百余年,但关于新闻自由的定义和内涵却是杂家百言,莫衷一是。从自由主义新闻自由理论到社会责任理论,新闻自由均被透视为一个关于权利的问题而加以讨论。及至当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权利优先论成为对权利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主流话语。本文尝试对权利优先论诞生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梳理权利优先论的论证逻辑,指出权利优先论的去道德化要求和新闻媒体所应承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存在潜在的冲突和矛盾。

道德善、非道德善及其与权利优先性之关系

伦理学中的善,通常可分为道德善与非道德善。道德善主要指平等、正义、公平等,通常需要与其他结构或主题发生关系。非道德善则主要指幸福、快乐等,通常指个人诉求和渴望。道德善与非道德善均会对人类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权利优先性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人的一切行为必须受道德善与非道德善的约束。

证券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竞合及民事权利优先救济机制探讨

证券市场上的民事责任制度一直使我国民商事法律制度的薄弱环节,投资者的民商赔偿维权行动一直举步维艰,尤其对中小型投资者的保护仍然不容乐观,已然成为制约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根本性制度缺陷。其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依然不完备,在证券交易领域,虽然新《证券法》的出台化解了一些多年的难题,但是对民事责任的权利救济的规定依然笼统。多是用行政手段或是刑事手段的强制力约束证券市场主体,被侵害的投资者在民事权利救济上依然薄弱且民事权利得不到优先救济,摆脱"重公法,抑私权"的桎梏,利用民事责任机制作为主要解决证券不法行为的手段,协调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优先实现民事权利救济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权利优先行使辨析

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权利优先行使的规定。如担保物权中的优先受偿权,租赁和共有关系中的优先购买权,破产程序中的优先清偿权。各种优先权在行使过程中以何种权利更为优先,笔者就此略作阐释,以供参考。 一、关于共有和租赁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在共有关系中按份共有人对其他共有人出让的份额有优先购买权,在房屋租赁中承租人在出租人转让租赁物时有优先购买权,当二者在同一时间发生时,何者更为优先?例如某一房屋由甲、乙两人按份共有。

权利优先性的困境及其解决

权利优先性是指在政治实践推理中权利应该优先于社会总体的功利计算。信奉自由至上主义和自由平等主义的政治哲学家、法理学家广泛地分享这一理念,德沃金提出的"作为王牌的权利"观念是其最为著名的表述形式。权利优先性观念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争议,概括起来其面临着三个困境:权利依据之困、权利适用之困与紧急状态之困。为权利优先性命题作出辩护是可能的,前提是必须通过祛除对权利性质的一些误解,更新我们的权利观念。

权利优先，法治国家的起点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我们要警惕一种倾向，就是一些地方政府或者部门利用法律法规的其他“条款”和一揽子授权，以最便利、最易于实施、最立竿见影的方式施政，追求一时效果，但实际上是一种侵害公民权利的“懒政”。

权利是否优先于善:桑德尔与罗尔斯之争的焦点及其意义

"权利优先于善"是罗尔斯正义论的一个核心观点,这一观点的证成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由一种康德式的个人观引出的"自我优先其于目的"以及与自我的优先性相联系的中立性原则;二是现代民主社会价值多元论的事实,桑德尔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挑战就是围绕这两个因素而展开的。据此本文认为,是"权利是否优先于善"构成了桑德尔与罗尔斯之争的焦点而不是其他。为说明这一点,本文将从罗尔斯哲学中权利优先性的涵义入手,展示桑德尔批评的内在逻辑,讨论其批评的力量及其得失,从而凸显出桑德尔是如何围绕罗尔斯的这一观点来批评罗尔斯哲学及其自由主义的,最后阐明重申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搬迁变拆迁:不管怎么变都要公民权利优先

1月20日，8位学者获邀参加国务院再次组织的座谈会，讨论的条例草案名称也由去年12月16日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拆迁补偿条例》，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专家透露，新条例草案中，“拆迁”的概念即将成为历史，并由“搬迁”的概念取代。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论“君子公民”的权利基础与道德边界

“君子公民”理论作为一种儒家现代化的“身份转型”方案,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需要厘清其权利基础和道德边界,亦即正确处理权利与道德的关系。一种可能的辩护是:君子公民是道德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双向互补,借鉴罗尔斯所刻画的两种道德能力,可以化解其双主体的内在冲突。一方面,君子公民的行动逻辑仍然基于权利主体,其基本行为规范与公民道德体系是相容的;另一方面,君子公民又是一个道德主体,他不局限于以权利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还追求个人的美德与群体的共同善,通过道德自律寻求内在超越,从而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中权利冲突的解决机制

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的协调机制,应合理解决原住民与开发者之间的权利冲突。原住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既包括精神权利,也包括经济权利,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者对其仅享有经济权利。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中的权利冲突解决机制,应以精神权利和在先权利优先为原则,并在立法、行政与司法层面上分别予以贯彻落实。

论麦金太尔对新自由主义权利观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认为权利优先于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个人的权利。麦金太尔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两个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权利观进行了批判,指出新自由主义建立在抽象自我观念基础上的权利必然是虚构的,并不具有历史真实性,永恒与普遍的权利并不存在。麦金太尔对新自由主义权利观的批判指出了新自由主义的道德困境,同时也迫使我们去思考生活的意义。

自由主义权利观检视

在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两大原则的支撑下,自由主义权利观强调个人有权利追求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主张权利优先于善,政府应当保持价值中立;虽然自由主义及其权利观占据西方思想的主流,并被充分地付诸实践,但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表明,自由主义权利观本身只是西方社会历史经验的反映,只是西方历史长河中某一阶段的产物,并不是适合于所有不同文明社会的惟一模式。

权利的历史主义批判——读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

新自由主义认为权利优先于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个人的权利。麦金太尔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两个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权利观进行了历史主义批判,指出新自由主义建立在抽象自我观念基础上的权利必然是虚构的,并不具有历史真实性,永恒与普遍的权利并不存在。麦金太尔的这种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我们开放出了重要的问题。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痛点及其应对

新质生产力是以高品质创新和高效率运用为核心的生产力形态,现阶段,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仍存在诸多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诸多痛点。为了解决这些痛点,司法机关应当牢固树立知识产权保护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知识产权司法理念。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采取相应对策。实体法层面的对策包括:避免将惩罚性赔偿当做补偿性赔偿适用,准确理解和适用通知与必要措施规则,坚持体系化思维对待商业数据的法律保护,加大专利、商标无效宣告力度,加大权利无效抗辩和权利滥用抗辩的适用力度。程序法层面的对策包括:对涉互联网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坚持互联网思维;积极适用行为保全制度提高保护的即时性和实效性,加大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大力减轻权利人举证责任。为了将这些应对措施落到实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知识产权标杆性判决,为各个地方法院提供审判指引。

福利与权利

本文从福利与权利的历史性解析入手，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民主义的福利与权利观进行分析，并提出：福利作为个体的一种社会经济权利，一方面不能将该种权利绝对化；另一方面又不能推卸国家在福利方面的责任。因此就应该在市民社会组织比较发达的国家推行社会组织承担主要福利责任的模式，而在政社不分的社会中，则应该采用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模式。

责任优先是公民抗疫精神凝聚的根据

公民的抗疫精神只有在责任优先的意识上才能凝聚起来。这既是人类抗疫斗争积累的重要经验,也是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的理性选择,中国责任优先意识在推动公民参与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抗疫斗争,需要实现公民责任主体身份从国家公民向世界公民、生态公民拓展,责任对象由自我向他人、他国公民、他类动植物延伸,责任关系由个体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发展。

税收有哪些优先权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体现的是公共权利，满足的是社会共同需要，因此税收体现的公权应当优先于满足个别需要的私权。税收优先，是指税务机关在征收税款的过程中，遇到纳税人的财产不足以同时缴纳税款和偿付其他有关财务时，应优先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体现了国家的政治权利优先于一部分经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税收的强制性。税收优先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