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供给主义”导向下重罪案件认罪认罚的制度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成为刑事司法实务的核心制度以及检察机关承担主导责任的主要依托,但其在重罪案件上的适用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阻滞。以福建省重罪案件认罪认罚的实务工作情况为观察样本,可以发现重罪案件认罪认罚工作存在价值定位不清、制度多重赋能,检察官主导和法官保留原则之碰撞等深层次障碍,建议通过确立“权利供给主义”的工作导向,辅以相关机制的强化与构建,以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重罪案件办理的理念契合及工作质效的显著提升。

犯罪嫌疑人社会身份、平等保护与审前羁押决定——基于实证素材的回溯、启示与反思

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身份是一种可能影响审前羁押决定的因素。基于实证素材的回溯与研究发现:在我国,先前犯罪记录、种族、户籍、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社会身份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审前羁押决策者的决定,无论是保释(取保候审)还是羁押,以及保释方式、保释金数额等。社会身份对审前羁押决定的影响可通过风险控制原则、保护弱者原则和社会资本理论进行学理解释,然而差异性羁押决定所包含的歧视性决定依然值得关注。对此,不仅应充分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强化对弱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供给,还应考虑通过统计检测实现对办案机关裁量公平性的有效监督。

两岸比较视野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检察职能运行

台湾地区于2004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增设认罪协商制度。在案件积压的困境下,分流案件、疏减讼源是提高诉讼效率的出路,因此台湾地区认罪协商制度将追求诉讼效率的极大提升作为制度定位,然而该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出现了适用率低、节约成本作用不明显的问题。大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实现从宽的实体权利供给作为制度追求的首要目标,检察官主动适应新制度新角色的同时,应在遵循平等协商原则的基础上做好量刑建议工作,强化主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