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死者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私法构造

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尚未就死者个人信息权保护制定系统性规则,由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与权利主体不一致,因此需要从权利的主体、客体两方面剖析死者个人信息权利特征并依此分别加以规制。在客体方面,死者个人信息权人格利益部分易与传统人格权产生混淆,可通过“三层递进模式”先将死者个人信息权抽离传统人格权,随后积极保护死者个人信息之人格权利并对相关侵权行为采取救济措施;死者个人信息权财产利益部分易与数字遗产混淆、杂糅,可通过“双层区分模式”首先判定该信息属于个人信息还是纯粹的虚拟财产,抑或存在杂糅现象,其次以使用目的为导向针对掺杂财产利益的死者个人信息分离其人身属性与财产属性并分别加以规制。在主体方面,作为死者个人信息权利主体的继承人、作为信息处理者的平台可能会与死者及利益相关第三人产生利益冲突,面对其中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通过刚性的法律规定难以解决多变的案情,因此可运用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理念在尊重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弹性处理,充分平衡、保护各民事主体的相关利益。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实践困境及其纾解——以执行异议之诉为视角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对案外人权利保障明显不足,刑事审判中难以保障案外人的程序参与权,执行“异议—复议”程序未赋予财产权利实体审查的机会。为保障刑事案外人合法权益,以既判力主观相对性为基础,刑事判决对刑事财产的认定不应拘束刑事案外人,财产权属应通过民事程序再行争执。应将检察机关纳入异议之诉中,发挥其监督作用,重塑刑事案外人执行救济程序,实现从“异议—复议”到“异议—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转变。

刑民交叉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司法困境及消解

近年来虽然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总量有所下降,但低龄未成年人和性侵受害案件依然有所增加。在涉少的民刑交叉案件中,应当根据《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所引申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双向保护和国家亲权三项原则,结合域内外有益司法经验,通过对现行法律规范的分析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的未成年被害人民事权利保护体系,形成未成年被害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规则。并从未成年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障角度出发,将民事法律纳入到刑事司法程序的射程内,依职权探知未成年被害人所遭受的民事权益侵害,并履行司法机关的释法义务,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才能全面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

儿童权利保护的伦理意蕴

儿童权利保护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要求。分析儿童权利保护的伦理意蕴,有助于依靠伦理道德的力量推动儿童权利保护的落实。儿童权利保护根源于人们“应当”如何对待儿童的伦理关切,制度化为如何保护儿童的伦理规则,促进美德形成。儿童权利保护必须坚持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尊重儿童意见原则和平等保护儿童原则为导向,确保儿童权利的实现。尽管有着儿童权利保护的原则为框架引领,在观念上也形成了儿童权利保护的伦理共识,但儿童权利保护在实践中依然面临着儿童权利与他者权利、权利与权利以及保护儿童与放手儿童等关系问题所带来的伦理挑战。我们应坚持以儿童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为价值引领,构建中国语境下的儿童权利话语体系,厘清权利概念的理论边界,在权利实施与权利保护的伦理边界之间取得平衡,确保保护儿童最大利益和整体幸福的社会美德能够得到实现。

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属性论证与权利保护以新修订的《体育法》为视角

在体育赛事转播领域,关于转播权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在司法实践领域往往体现为赛事节目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下定义的作品。新修订的《体育法》在第52条对于转播权的保护规则进行了明确,但在转播权具体的性质定义方面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引。基于“知识产权说”“物权说”“合同契约说”及“商品化权说”不能精准定位和解释该权利,进而导致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保护暴露诸多问题,存在立法、司法、民众意识等领域不同程度的缺位。对此,应将体育赛事转播权纳入民事法益的范畴,并给予适度的法律保护,以在权利与利益之间寻找平衡,也确保了民事权利体系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同时规范体育赛事转播合同、维护公共领域的利益。

数字化时代信息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路径

近年来,我国步入了数字化发展的快车道,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我国数字化社会转型过程中,数字经济衍生的数字权利内容虽然具备新颖性等特点,但其权利保障方式却滞后于社会发展。其中以老年人为代表的相关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难题突出,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对数字弱势群体相关权利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对其数据隐私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的救济上,除了通过行政手段建立权利保障机制,利用大数据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融合,建成数字化的信息共享平台等途径,还可以提高数字化公共服务水平,通过“互联网+”模式,为相关信息弱势群体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救济途径,通过强制力手段探索一条权利保护的路径。

剧本杀著作权侵权及权利保护探析

剧本杀已成为年轻人社交的常见娱乐方式,行业规模不断扩大,门店数量在全国各地区都呈现不同规模的增长,在利益的驱使下,剧本杀侵权现象频发,为了更好地保护剧本杀著作权人的权利,遏制侵权行为,本文着重分析剧本杀侵权行为如何认定,为剧本杀权利保护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论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权利保护之进路

揆诸当下,数字技术之触角伸至行政治理诸多场域,智能设备的应用在擢升行政执法效能,倒逼政务服务流程再造的同时,亦有侵蚀公民隐私权、平等权等权利之虞。借由仅依技术革新手段消弭自动化行政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力有不逮,宜应从理论、制度层面规范数字化行政过程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尤其要发挥技术赋能国家治理应有之效,助推数字法治政府早日建成。

新业态劳动者权利保护的司法路径探析

信息化时代,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平台、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诸多新的就业形态,这一新业态的出现对于增加稳定就业、提升居民经济收入等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了更好地保护新业态从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需要通过司法路径加强对其保护力度。为此,应当统一新业态劳动者与第三人的人身损害的法律适用,规范新业态领域用工单位格式合同,从顶层制度入手完善法律法规,完善举证责任倒置规定,规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切实保护新业态模式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正当防卫理据的法哲学省思——基于权利保护与社会连带视角

为他人强行防卫等正当防卫适用中的认定争议,体现出探究正当防卫法哲学理据的必要价值。就正当防卫权利保护理据的两种论理路径而言,主张权利义务平衡关系的主观权利论比主张自然状态自助的例外私力救济论更具合理性,但仍然无法说明为国家与公共利益防卫等防卫形式的正当性。法秩序维护理据虽然在超个体的秩序法益基础上说明了为公法益防卫的正当性,但其抽象论证法秩序的逻辑导致内涵空洞化、个体手段化、效果附随化的适用困境。而综合权利保护与法秩序维护的二元论虽然说明力更强,但隐含着将权利与秩序对等并立的立场预设,从而错置二者层级关系,造成论证逻辑同义反复或内在矛盾的问题。正当防卫的实质根据应在权利保护理据前提下,补充社会连带作为正当防卫的全面理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容许规范衍生防卫权作为正当防卫的直接依据。

我国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边界与出路

执行难背景下,对被执行人权利的忽视、相应救济渠道的不畅通都是导致被执行人权利得不到保护的根源。随着《民诉法》的修正以及《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出台,应当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民事执行程序,注重对被执行人权利保护,在目前执行惩戒措施适用混乱的状况下积极探寻保护被执行人权利的正当性,明确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边界,剖析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困境,积极借鉴域外经验,为我国被执行人权利保护提供破解方案与学理支撑,充分保障人权、体现司法公正。

权利保护视野下的依法治监

我国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建设进入了依法治监的法治规范化轨道。依法治监的根本精神在于罪犯权利保障,从权利保障视角来透视依法治监,我们可以发现其蕴义就是:树立权利保护的法治理念, 建立全面维护罪犯权利的监狱法律体系,完善罪犯权利保护的执法体系,健全罪犯权利保障的监督体制。

司法人工智能对权利保护的挑战与应对

权利保护对于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至关重要。在这个权利保护过程中,既要防止技术侵权导致司法公信力降低,又要避免技术引发主体间权利的不平等,还要警惕技术蒙昧主义对权利意识的消磨。从内外两种视角来看,司法人工智能的构造在本质上属于技术赋权,同时还要跟创新系统、秩序系统形成有机整体。针对司法人工智能可虞的权利保护风险,应透过技术把握问题的本质与核心,而就权利保护的责任来说仍要遵循司法的基本规律。在价值导向上,司法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权利保护必须反思权利优先论,通过构建“善”的维度来破解其间涉及的道德伦理问题;在实践要求上,司法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权利保护必须立足不同主体与场景提出相应准则。权利保护对司法人工智能而言绝非在是与否之间作出选择,而要努力将其从物性的机械能力提升至人性的认知能力上来,并辅之以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

“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国家义务及实现路径

国家义务是实现“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根本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国家义务既有宪法上人格尊严作为价值基础,也有宪法上国家目标条款和基本权利条款作为规范基础。从保护目标上看,“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国家义务是为了实现数据分配正义;从保护内容上看,“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国家义务包括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三个层次;从保护履行上看,政府财政预算成本决定了“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国家义务的实现程度。“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国家义务有赖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共同分担。立法机关所分担的国家义务表现为及时修改相关部门法,在修法中贯彻“数字人权”和“实质平等”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所分担的国家义务体现为发挥给付、引导和监管的职能;司法机关所分担的国家义务体现为提出检察建议、个案权利救济、发布典型案例和给予技术帮助。

聘任制下中小学储备教师的权利保护

储备教师作为一种新的教师身份,有别于其他代课教师,具有特殊性。相应的法律与制度机制建设不完善,导致其产生关于编制获得、享有薪酬待遇等权利保护的困境。为此,本研究针对因人事考核未及时入编或被辞退、因学校申报或区政府给付问题产生薪酬拖欠等权利救济路径进行探析。

体育赛事网络直播画面版权治理中邻接权的设定——以特别权利保护为中心的展开

体育赛事网络直播画面实行版权特别权利保护,具有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体育赛事网络直播的精神文化需求等重要价值。在实践中,因为当前邻接权保护的事实不能,以及现实中的类似邻接权保护受到限制,我们有必要以特别权利保护为中心,对体育赛事网络直播画面版权治理中的邻接权进行专门设定,主要包括确定邻接权保护的权利性质、保护范围和保护期限等,还应明确体育赛事网络直播画面版权保护以邻接权保护为主,并对体育赛事网络直播画面的邻接权保护范围进行科学设定,从设置较短的十年权利保护期限等维度构建邻接权保护体系。

民法典背景下实际施工人权利保护制度评析

为了保护农民工利益,我国司法解释创设了实际施工人权利保护制度,该制度对我国建设工程施工领域的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梳理了该制度的创设背景、具体内容、实践中存在争议的问题,综合分析了先后三部司法解释和《民法典》等法律中该制度的相关规定,发现在《民法典》背景下实际施工人权利保护制度得到了延续和完善,但《民法典》对该项制度的回应十分有限,亟须从立法层面对实践中存在争议的问题予以规制。

数字权利保护与科技创新监管

【专题导引】技术发展呼唤着权利保护机制的革新。1890年沃伦与布兰代斯在经典论文《隐私权》中提出“独处权”,其重要背景即1888年便携式相机发明引发的“黄色新闻”泛滥。1983年德国宪法法院在“人口普查案”的经典判决中表示,“在现代化信息处理的环境下,已经不存在‘不重要’的信息”。当前,数字时代已经到来,数字技术应用催生了与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平行存在的数字世界,同时也产生了“监视资本主义”“信息茧房”“算法霸权”等问题,威胁个人的身体自由、精神自由和言论自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法释[2023]1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明确房企风险化解中权利顺位问题的请示》(豫高法[2023]36号)收悉。就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因商品房已售逾期难交付引发的相关纠纷案件中涉及的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经研究,批复如下: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之间的权利顺位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平台用工中劳动者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探析

数字时代的到来,平台用工已成为劳动者新就业模式之一。平台用工利用互联网平台,将劳动者分散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体现了去集体化、去权力化的特征,具有劳动时间灵活、劳动方式便捷等优点,但同时亦存在劳动关系难以认定、算法自动化决策弊端突出、平台侵害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利、劳动者权利保障制度缺失等问题。针对平台用工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规范算法运行,加强算法备案审查;加强劳动者监察制度,扩大劳动监察范围;明确个人信息分段管理,加强劳动者信息权利保护;明确劳动关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通过这些规制方法保障平台用工中劳动者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