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之权利保护必要性的司法认定

《行政诉讼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其司法解释对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权利保护必要性设定的标准有二:一是保护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的正当权利;二是个别申请不得过分占用司法、行政资源。目前在司法裁判中,这一必要性的判断依据主要是行政行为对原告权利义务是否产生实际影响和原告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这些判断依据虽基本符合立法的设定,但仍然存在认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因此,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权利保护必要性的司法认定,应当借助指导案例确立个案审查标准,综合判断原告的起诉目的,在裁判中充分说明理由;应当坚持法院在诉讼程序中的中立地位,严格限定审查范围,谨慎行使主动调取证据的职权。

祛魅与返魅:行政诉讼中权利保护必要性之理论解读及其适用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对"起诉条件"虽无实质改变,但"诉权保障"的政策鼓呼仍使不少法院走上"有案必收""先收后驳"的歧路。与此伴生的滥诉现象迫使法院频繁借助学理上的权利保护必要性之概念及法理,以此达到"滥诉规制"的目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权利保护必要性尚面临理论研究之不足、立法层面之概念"缺位"与司法层面之概念"越位"的问题,亟待祛魅与返魅。具体包括纠正概念的误用现象、归纳权利保护必要性的判定标准及其欠缺表现、厘清其学理定位、完善其适用规则等。依托对判例的梳理,可勾勒出行政诉讼权利保护必要性的中国图景:其指涉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具有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和必要性,并以效率性、有用性、适时性、正当性及预期性作为判定标准,由法院驳回无效率、无实益、不适时、非正当或不可预见的起诉。权利保护必要性应纳入诉讼要件之范畴,且由诉讼过滤、权利塑造、筛选救济渠道的三重功能出发,可证成法院将其作为裁判事由之正当性;当其作为裁判事由被适用时,应让位于实定法中的相关制度安排。

保护规范理论的判断与体系定位

自2017年“刘广明案”以来,行政审判实践中运用保护规范理论的次数逐渐增长。然而,对2017年以后最高院和北京高院涉及第三人原告资格的案例进行梳理就会发现,审判实践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判断对象究竟是“合法权益”、因果关系还是“不成文”的权利保护必要性存在较大分歧。据此,可将审判实践运用保护规范理论的模式归纳为主观要素型、客观要素型和主客观混合要素型三类;并将主观要素型进一步划分为规范要素型和规范事实要素混合型两类。基于学理、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和审判实践的趋向,应当将权利保护必要性、因果关系要件与保护规范理论相分离。保护规范理论仅作为“合法权益”的判断标准。

论基本权利放弃

作为自由权的行使方式,基本权利放弃兼具规范性和事实性,在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基本权利干预及基本权利干预阻却违宪事由构成的自由权三阶层审查框架各阶层都可能发生作用。在抽象层面,作为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排除事由或者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替代因素;在具体层面,作为介入要素而否定基本权利干预构成要件该当性和权利保护必要性以及法益衡量要素。仅当基本权利须可以放弃、基本权利主体具有相应认知能力、有意思表示时,才产生效力,且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客观价值秩序,损害人性尊严、基本权利本质内容及第三人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