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信息权利保障研究:内容、维度与实现路径

文章围绕未成年人信息权利保障,探究未成年人信息权利的内容、维度、制约因素、责任主体及实现路径等问题。基于文献检索及两轮筛选获得211篇中英文文献,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对文献内容进行编码与文本分析。研究发现:未成年人被视为整体和细分群体,其信息权利包含信息获取、信息利用、信息安全、信息环境等7项;制约因素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个体生理心理3个方面;保障体系的构建需要政府、公共文化部门、企业、立法司法机关、家庭、学校等多责任主体的参与和协作。

数字社会公共图书馆推进弱势社群信息权利保障

现探讨数字社会公共图书馆在推进弱势社群信息权利保障过程中的作用。通过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社会公共图书馆能够为弱势社群提供平等获取信息的机会,并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和资源,能够促进信息素养的提升以及加强社群参与与互动。然而,数字社会公共图书馆在推进弱势社群信息权利保障过程中,面临数字鸿沟、隐私和信息安全、资源不足等挑战。未来应加强数字素养教育,保护隐私安全,提高资源利用率。期望该研究能够为数字社会公共图书馆推进弱势社群信息权利保障提供参考。

数字化时代老年人的权利保障研究——基于桑德拉·弗里德曼的实质平等视角

数字技术为实现积极的老年生活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在数字技术的运用与普及过程中,其不平等现象和数字生活本身蕴含新的风险,又给老年人权利保障带来新的威胁。以桑德拉·弗里德曼的实质平等框架分析老年“数字鸿沟”,不仅是数字技术适老化程度不足的现实表现,更是资源和权力之不平等的必然结果。因此,数字时代老年人权利保障的要义在于:通过合理分配学习资源和构造公平参与机制来切实增强老年人的数字能力,重塑数字空间的权力关系。数字时代老年人权利保障的具体方案在于:以强化数字立法消除包括年龄歧视在内的直接人权威胁,以多元协作和公平责任的社会合作机制推动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最终通过平等参与基础上的代际合作实现“老龄+数字”社会的长效治理。

论发展权视域下残疾人的权利保障

保障残疾人发展权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也体现出国家尊重和人权保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当前我国保障残疾人发展权的条件已然具备,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的条件和不足,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提升残疾治理能力和水平。通过激发残疾人内生动力,深入推进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路径进行完善,从而更高质量地保障残疾人发展权。

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问题——以权利保障为价值导向

目前,轻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取得良好效果,但重罪案件受限于该制度所追求的效率价值这一目标,未得到充分适用。缘于制度价值导向失衡、法律规范模糊不清以及各方主体利益难以平衡,重罪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明显受制。因此应当转换价值导向,注重对当事人特别是被追诉人的司法权利保障,尝试从权利保障角度来探析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路径。最终,立足权利保障的价值导向,确立相关法律规范、构建与强化相应程序的制度,改善重罪案件适用效果差的现状,从而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优势。

数字鸿沟视角下的乡村弱势群体:多元需求与权利保障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如何保障乡村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将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现实绩效。从数字鸿沟的理论视角出发,乡村弱势群体议题研究可以聚焦于多元需求和权利保障两个方面。一方面,当前乡村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数字生活需求、数字生产需求、数字交往需求以及数字治理需求等方面,这是乡村弱势群体从内而外诉求的体现,旨在提升其满足感;另一方面,权利保障是通过政府赋能从外至内地维护乡村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权、政治参与权、文化教育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等。为弥合数字鸿沟,未来应不断消除数字歧视制度,构建多元支持体系;完善政府赋权机制,提升数字参与能力;增强村民数字素养,促进社会融入水平;倡导数字包容发展,助推社会质量提升。由此保障乡村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最终促进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

城市社区数字化治理中居民权利保障的机遇、困境与优化

居民权利保障是城市社区数字化治理的应有之义。居民在城市社区中的基本权利除包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积极的治理权利外,还包括平等权、隐私权和安全权等消极的生活权利。城市社区数字化治理既要保障居民积极权利的落实,也要保障居民消极权利不受侵害。城市社区数字化治理可为居民权利保障提供平台载体、技术支撑和环境基础。不过,由于种种因素,当前城市社区数字化治理中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平等权、隐私权和安全权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和侵害,因而影响了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对此,应从完善公开透明机制、打造多元协同的治理共同体、强化多元监督体系、构建相关主体数字素养和技能的培育机制、健全数据安全防范体系等方面探索城市社区数字化治理中居民权利保障的优化路径。

陕甘宁边区民事诉讼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陕甘宁边区民事诉讼权利保障机制的立法建制内容丰富,司法实务较为成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重要成就,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陕甘宁边区民事诉讼权利保障机制由调解、审判和执行等方面的规范构成,其免收起诉费、允许口头起诉和就地审判等规范别具特色。这些规范适应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普遍贫困、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交通不便的社会实际情况,与其坚持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的司法政策相结合,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切实地维护了陕甘宁边区社会和谐稳定。陕甘宁边区民事诉讼权利保障机制对于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中国式民事司法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权利保障视角下对罪犯会见权的再观察

罪犯会见权的有效行使可使罪犯即便身处封闭环境之中,亦能同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的联系,不仅有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也可有效避免其监狱人格的形成,从而促进社会整体和谐稳定。现阶段,罪犯会见权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地暴露出立法不全、程序不严、效果不佳等问题,未能深度契合全面依法治国,有必要在立法、刑事执行、社会参与等方面对罪犯会见权保障有关问题展开探讨。

正当程序视角下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的权利保障

近些年来,自动化行政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政府治理之中。虽然其可以提高政府决策效率,但是也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提出诸多挑战,故而构建自动化行政中的正当程序是至关重要的。在比较自动化行政与传统行政的风险的基础上,基于正当程序的核心要素,分析自动化行政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等造成的侵袭,主要从说明理由、听取意见和消除歧视三个方面,尽可能防止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权利侵害,有助于有关部门加强对自动化行政的监管,从而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并引导自动化行政健康有序的发展。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与权利保障

随着法治建设的持续深化,刑事诉讼程序日益强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值班律师作为该程序的关键参与者,其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对于维护被追诉人权益、推动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浪潮中,关于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究竟是“法律帮助者”还是“辩护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同时,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履职重心发生偏移、诉讼程序间衔接不顺畅以及值班律师的收益与其承担的职责之间存在明显失衡等问题。为了确保值班律师职能的实质化,应及时查漏补缺,明确值班律师的精准定位,充实其权利内容,界定其职能范围,进一步完善值班律师的保障机制。通过多方协同,补齐值班律师制度中的短板,更好地发挥其在诉讼中的积极作用。

论农村幼儿教师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保障路径

农村幼儿教师是保障农村教育事业稳定发展的重要主体。农村幼儿教师的身份认定存在法律真空,导致福利待遇权难以落实、“身份制”明显、专业权利行使受限和救济渠道模糊等问题。目前亟须根据不同类型幼儿园性质,分别确定农村幼儿教师的教育公务员、特殊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应设定指导性权利条款,划分主体管理责任,确立幼儿教师专业权利法定原则,拓宽权利救济渠道,以实现农村幼儿教师权利的多重保障。

自然保护地内原住居民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既是贯彻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又是我国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保护地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整合自然资源和维护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作为关键参与者的原住居民与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联性,本质是自然保护地的公益性和原住居民权利的私益性的产生的种种人地矛盾。在实践层面,由于缺乏法律上明确认定的身份主体导致原住居民所享有的一系列权利未得到充分落实诸如人地冲突、主体权责不对等。在学界理论层面,如何通过构建一系列制度实现原住居民的权利保障也展开了诸多讨论,但是面临着法律缺失,法规执行困难等问题导致如何保障原住居民权利存在很大的争议。探索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的权利保障为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实践需要,通过厘清原住居民的身份,并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建立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权利保障制度,完善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让原住居民权利有法可依全面落实对原住居民的生态补偿制度,缓解自然资源权属冲突,实现自然保护地共同治理,在满足自然保护地公益的基础上切实保护原住居民的合法权利。

我国老年读者权利保障政策研究

保障老年读者权利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广大老年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举措。为了解我国老年读者权利保障政策现状,本文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构建“政策工具—老年读者权利要素—政策参与主体”三维分析框架,对2012—2022年间我国发布的81份政策样本进行文本分析。结果显示,当前我国老年读者权利保障政策以指导、规划类政策为主,政策体系结构有待完善;政策工具使用偏向于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比重偏低;老年读者权利要素偏重于使用权保护,其他权利要素保障较弱;政策参与主体以政府主导为主,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保障老年读者权利的格局尚待形成。为此,应构建“1+N”的老年读者权利保障政策体系,打好政策工具应用的“组合拳”,注重老年读者各方面权利的均衡保障,激发政策多元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提升政策整体保障水平。

司法人工智能运用背景下的被追诉人权利保障问题

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给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带来了影响,主要体现在导致对被追诉人的刑事追诉活动时间提前、追诉强度增加、控辩力量失衡和被追诉人参与失效等几个方面。按照权利与权力平衡的基本思路,我们可以从限权和增权两个角度协调司法人工智能运用与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关系。从限权的视角出发,应以比例原则限制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强化刑事诉讼的等边三角形结构,并对作为人工智能基本要素的数据和算法进行适度公开。从增权的角度出发,应赋予并保障被追诉人知情的权利、反对的权利和获得专业帮助的权利,从而使其有足够能力应对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

规则功利论的法律意识之辩——以基本权利保障为视角

根据规范伦理学中的行为功利论,一种行为的对错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功利原则的要求,即能否最大化提升社会效益。然而,行为功利论会在一些情形下允许侵犯基本权利以提升短期效益的行为,与现代社会生活中广泛展开的权利保障实践冲突。相比之下,规则功利论则主张功利原则的评价对象是规则。我们应首先依据原则制定规则,再依据规则判定具体行为的对错。如此一来,功利主义就能在理论上容纳法律保障权利的制度实践。因此,有论者认为规则论优于行为论。尽管如此,由于规则指引的模糊性,要使其能够真正适用,往往需要穷尽列举各种具体状况和排除条件。如此一来,规则论在逻辑上就会塌缩为行为论。要破解这一难题,可从法律意识的角度切入。法律意识的对象是法律体系,法律体系不是规则的简单罗列,而是以一种内在逻辑结构组织起来的系统。人们在对具体个案做依法应当如何行事的判断时,不是将相关规则机械地适用于个案,而是对规则作体系性解释。法律意识如此,道德意识亦同。塌缩难题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点,才错误地描述了人如何在与规则的主客体互动中产生应当如何行事的判断。一旦澄清了规则意识的心理机制,塌缩难题便不攻自破。规则论就可以代表功利主义伦理学,回应基本权利保障的时代命题。

结构功能视角下研究生权利保障路径研究

研究生师生关系异化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依据高等教育结构与功能关系原理,在依法治教、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审视研究生师生权利义务关系,认为导师权力与学生权利配置失衡的现实困境、研究生权利救济保障不足的严峻挑战、学生权利意识觉醒对大学治理的高度期待是造成师生关系异化的主要原因。为此,要通过平衡导师权力与研究生权利配置、优化研究生教育内部治理结构、完善校内外协同的权利保障体系来构建研究生权利保障机制,为推进依法治教、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有效的路径选择。

党员权利保障: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百年来,党员权利及其保障制度的演进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员权利及其保障制度自隐而显、从模糊到清晰;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员权利及其保障制度由进至退、遭到损害;三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员权利及其保障制度得以恢复并不断发展完善;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员权利及其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百年来党员权利及其保障制度建设的实践,为新时代进一步保障党员权利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必须从关系“党的生命”的政治高度切实重视党员权利及其保障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义务和权利相统一原则,正确处理党员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关系;必须不断强化全党的制度意识,切实增强党员权利保障制度的执行力。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老年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以衡水市为例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养老成为各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衡水市积极应对地区养老问题,创建了适合本地需求的多种养老模式。为了高水平推进法治衡水建设,结合衡水市养老现状,对衡水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老年人权利保障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法律关系,对其中的老年人权利保障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完善衡水市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形成原因与权利保障研究

在数字乡村转型过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非均衡化和不平衡性应用而形成的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迫切需要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数字弱势群体可以细分为显性(绝对)数字弱势群体和隐性(相对)数字弱势群体,其产生缘于政府、社会、市场、家庭和数字弱势群体自身五个方面的影响。当前乡村“数字弱势群体”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处于不利地位,造成上述权利保障不足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平等分配资源的权利保障不均,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以及治理过程的不民主、不充分。基于此,为更好地保障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未来应从建立健全政策、执行落实制度的制度层面,构建包容性的治理结构、保障利益相关者权利的结构层面,有效提升主体能力、达成协商合作的过程层面出发,弥合数字发展鸿沟,推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