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倾斜性配置的度——关于《劳动合同法》的思考

《劳动合同法》是一部典型的权利倾斜性配置的法律,这种对交易一方的弱者予以倾斜性保护的法律在中国目前社会情势及经济体制下相当必要,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时,立法者需要考虑倾斜性配置可能产生的显性和隐性的后果并尽可能予以消解;更应该针对不同劳动者弱势地位的横向差异,对劳动者主体予以细分,在主体细分的基础上,考虑选择不同度的权利倾斜性配置。

我国《消法》中权利倾斜性配置规则之完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对弱势群体进行权利倾斜性配置的典型法律形式。然而,由于其权利倾斜性配置规则存在立法目的多元、立法语言不当、权利实现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导致该法在实践中运行不畅。为真正实现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有必要从明确立法目的、界定宽松的消费者概念以及配套相应的权利实现机制等方面,对之进行完善。

权利倾斜性配置及其限度——以解雇保护制度为例的初步分析

解雇保护制度是劳动合同法基于权利倾斜性配置理论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解雇保护制度体现了深度的权利倾斜性配置,但是这种深度的权利倾斜性配置必须考虑到劳动者和用工者之间的利益和力量衡平,必须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以从根本上兼顾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益。

基于权利倾斜性配置的破产取回权行使期限分析

权利倾斜性配置源于人们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破产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关于破产取回权形式期限的规定增加了取回权人的义务和责任,属于权利的倾斜性配置,该配置会促使破产取回权人及时取回财产、诱发道德风险,并对交易成本、交易机会及交易安全预期产生消极影响。该条立法的原因为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降低破产成本,实现破产公正,但该条违背了破产法的立法目的,不利于债务人的破产拯救。协调二者的关系需建立完善的权利申报制度,在破产债权申报之外增加物权及其他对债务人享有的权利申报。

成都统筹城乡改革中的权利倾斜性配置

成都统筹城乡改革所涉及的方面较多,文章围绕统筹城乡改革重点内容的权利倾斜性配置,从土地流转、户籍改革、就业和社会保障出发,对成都统筹城乡改革中权利倾斜性配置相关对策行为与未预期后果进行分析。针对改革中存在的道德风险、生存风险及效率问题,找出在此过程影响权利倾斜性配置的关联主体、改革周期、利益保护方式等因素。最后,针对上述分析,结合利益关联主体的种类、利益关联者的对策行为、各级政府的干预困境进行梳理,以期避免在改革中出现一味倾斜于农村居民的权利配置方式。

权利倾斜性配置研究

中国的公权机构近年来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考虑,往往通过权利倾斜性配置方式对交易一方的私权进行额外规制或过度保护,但却带来不少负面后果。而这多源于公权机构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以及对私权主体行为复杂性的认识不足。本文认为公权机构只有在考虑到交易双方特定情形下的利益关联度、利益受损者的对策行为、受益人及潜在受益人的道德风险、对特定行业的影响、干预者的能力限度与干预困境等因素时,才能作出正确的权利倾斜性配置决策。

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倾斜性权利配置研究——以利益和利益机制为视角

在当前社会权利配置过程中,农民群体由于自身的弱势性以及其他外部社会原因导致其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然而,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农民的正当利益为对农民进行倾斜性权力配置提供了内在的法律基础,使其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现阶段农民增收坚持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农民利益诉求。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保护必须坚持"促生原则",即通过组织促生、经济促生和主体促生来提高农民在利益博弈中的力量,实现农民的主体作用,使农民以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正当利益,从而真正实现农民权益的保护。

从权利倾斜到责任倾斜的弱者保护路径转换——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解读

制度建构者通常从维护法的实质正义价值视角出发,对弱者的权利做倾斜性保护安排。然而,作为一种对交易规则的人为性制度改观,权利的倾斜性配置因缺乏主体间长期的历史性博弈,容易产生被配置权利空置化、交易量减少、损害最差者利益与道德风险等制度积弊。而在遵循市场规律、不改变主体间固有交易规则的前提之下,责任的倾斜性配置通过对强者的责任而非弱者的权利进行倾斜性安排的方式,达到保护弱者利益与尊重主体行为自治二元协调的制度效果。

从税收优惠到全面社会保障——以残疾人权利的倾斜性配置为视角

为了矫正市场机制在保护和促进残疾人平等权利方面的失灵,税收优惠作为一种倾斜性权利配置的法律调节应运而生。然而考察我国残疾人税收优惠制度的实际运行,由于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效应,故而导致国家调节再次失灵。随着我国首次将"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制度建构上必须进一步实现残疾人权利的倾斜性配置从税收优惠向财政支持的根本转变。基于我国的立法发展,应重构财政支持下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以残疾人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制度替代以福利企业为中介的间接税收优惠;借鉴美国残疾人财政补贴项目之经验,区别对待天生残疾和后天残疾;征收社会保障税以统筹残疾人社会保障资助中的付费社会保险与免费社会保险制度。

法律父爱主义与侵权法之失

因法律父爱主义的影响,当代中国侵权法领域的异化现象日益呈现,侵权立法往往过度以侵权责任替代当事人的合约机制,或者对权利予以倾斜性配置,造成一系列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利益再分配效应,并最终导致侵权法在宪政之维的价值失落。基于自治与强制之间的有效均衡,应当以负外部性、高度危险性以及信息偏在为标准,审慎对待法律父爱主义在侵权法中的适用。

作为经济法哲学基础的分配正义:以罗尔斯为中心

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已有不少讨论,但尚有可拓展的空间。从哲学角度看,承认还是分配是当今社会哲学对社会认识的两种基本范式,宪法行政法以“承认”范式为中心,分配是沟通哲学和经济法学的桥梁。作为分配正义集大成者的罗尔斯,其第二原则意义上的分配正义理论,不仅可以作为经济法学的精神,为经济法学的独立地位提供独特性证成,而且还与经济法部门相贯通。在实践层面,罗尔斯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而今天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也呼唤作为分配正义之经济法的实践展开。

经济法实质公平观及其实现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与满足个人需要,经济法实质公平观应运而生,与传统的公平观相比,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相对的公平、整体的公平、长远的公平。权利义务的倾斜性配置和宏观调控是实现经济法实质公平观的两种主要手段。法律实践者只有充分理解和贯彻经济法实质公平观的基本内涵,准确把握经济法实质公平观的实现手段,才能保证经济法实质公平观得以实现。

浅析实质公平的法律实现机制与方式——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角度

形式正义属于法律适用中的正义,实质正义是立法中的正义。实质正义的实现机制多种多样,可以通过价值选择或制度安排等措施进行权利倾斜性配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对经济法中实质正义的典型体现,第55条继承和发展了原49条的规定,区分情况确立了三倍和二倍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进一步加大了对消费者的保护,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论对雇主解除权的法律规制：以农民工权利保护为视角

雇主对农民工行使解除权的条件设定直接影响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基于农民工劳动者弱势地位的判断,必须由公权力对用人单位行使的解除权进行规制,才能实现交易双方权利的倾斜性配置及对农民工劳动权利的保护。

破产企业职工债权优先性的解读与重塑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等对破产企业职工债权的保护进行了具体规定,确立了劳动债权主体、劳动债权内容、劳动债权人的破产参与程序以及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体现了基于劳动债权所特有的生存、秩序和正义价值追求。但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权利倾斜性配置导致各类债权人对劳动债权趋之若鹜,紛纷主动加入职工债权大军。

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文章以深圳、南昌、兰州三市问卷调查为基础,就当前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覆盖水平、满意度和需求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残疾人社会权利整体上还处于浅度配置和轻度配置阶段,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整体偏低。因此,作者建议从社会权利重度配置和深度配置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建立健全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多层次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残疾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重估网络购物中的消费者撤回权

消费者撤回权被视为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强化消费者权益保障的重要制度之一,但该制度的实施遭遇了诸多障碍,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乃至整个行业,均受到该制度带来的不当影响,导致了制度目标和实际运行效果之间的背离。无论是基于信息不对称还是基于意思表示不自由,都无法有效证成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消费者是否享有撤回权,应通过市场机制由当事人自行约定,而非由立法作强制性规定。为减轻强制实施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负面影响,可采取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解释为任意性规范、限制消费者撤回权适用的商品类目和消费者范围等措施。

我国城乡发展差距和环境利益分配异化的结构逻辑及演变

城乡发展差距影响下形成环境资源利益城乡间分配的差异性。我国城乡环境利益差异是一个显现且非常重要的有关环境社会秩序的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社会治理下社会问题的集中凸显。描述城乡发展差距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构现状,建构城乡环境利益分配的差异实证,倾斜性的制度安排与权益分配是形成环境利益不公平分配的基本原因。应通过权利倾斜性配置与政治特别关怀来达到环境社会秩序的和谐。

应飞虎教授

应飞虎,1971年12月生,浙江诸暨人,1989年开始在浙江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学习,获经济学学士(1993)、法学硕士(1996)、法学博士(2002)学位;1996年起在深圳大学工作,2012年被评定为二级教授,2016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曾任深圳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获评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On the Favorable Allocation of Rights

Allocation of legal rights has been in recent decades a center of attention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law studies. It was studied in 196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sts by Ronald H. Coase, who came up with conclusions still quite influential even today.2 In China, likewise, the problem as it stood in modem Chinese society was studied by Su Li ten years ago However, as a whole, the research undertaken so far in this respect has focused on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nflict of rights, with little systematic study of problems stemming from what the organs of public power did when they, by means of favorable allocation of legal rights （FALR）, imposed extra regulation or provided extra prote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private rights of one of the parties to a transaction, as occurred, for example, when they banned forcible execution with regard to houses deemed indispensable for dwelling, when they granted tenants priority in purch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