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性”立法的技术性超越——《刑法修正案(十一)》与未成年人性权利刑法保护体系更新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体系进行了以特殊主体入罪、行为方式分化与加重行为类型化的"组合式"修正。作为回应性立法模式主导的一次修正,此次修正显现出了"技术回应式"的特征,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侵犯案件实践结构的考察,印证了其正当性根据。在积极预防刑法观下,"技术回应式"立法有助于克服立法的象征性和情绪化弊端,实现立法的精细化校正。基于"技术回应式"立法的要求,猥亵儿童罪量刑情节应当进一步优化,增设加重处罚情节;进一步优化对14—16周岁未成年女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在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等罪中增设负有照护职责者的从重情节。

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

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蔡道通，黄东平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及其罪刑法定原则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成文法国家刑法明确的基本原则，并且派生出排斥类推、刑法不溯及既往等规定。它以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平等作为其价值取向...

试论宪法权利的刑法保障——原理、功能和经验

我国对宪法权利的保障主要采用了间接保障的模式。在这一以民事法、刑事法和行政法三大部门法为主要构架的模式中,刑法作为法律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今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却极为有限。事实上,可以从原理、功能和经验三个方面着手,对宪法权利的刑法保障问题进行全面并深刻的理论剖析,进而与客观实践相互为用,促成我国宪法权利的间接保障模式(尤其是宪法权利的刑法保障)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思维的转换

回顾从1979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七)》的刑法改革之路,可以发现,在犯罪圈的划定与刑罚量的调整方面,我国的刑事立法一直在延续着传统的权力刑法思维,即着眼于权力统治与强化社会管理,以"秩序"为价值中心,试图将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所有细节纳入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与之前不同的是,《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削减死刑罪名、强化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保护以及社区矫正立法化等内容,是权利刑法思维的体现。这一重大转变的背后,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普通民众维权活动的增加等国内因素的影响。

走出程序和权利的洼地——哈贝马斯理论考察下的中国刑事法治

哈贝马斯对于当代学术的影响力几乎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在刑法领域,经由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其关于商谈理性和普遍交往之理论尤为重要,以此我们可以从程序刑法和权利刑法的角度对我国刑事法治进行解读。

类推存在的合理性质疑

类推存在的合理性质疑蔡道通分析类推存在的的合理性有无及其大小，不仅要看到其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更应对其所蕴涵的价值取向进行正确分析，同时对刑法自身社会保护功能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类推的存在不具有合理性。罪刑法定原则经过近２００年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