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权利哲学对政治哲学“理性之法”的重建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规范性的政治学研究,长期面临着自然、道德以及理性三种必然性论辩原则的分离与孤立,处在相互混淆与僭越的窘境之中,却不曾明确究竟何为自身在政治社会实践领域必须坚守并由此得以存身的"理性之法"。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开创性地重建了政治哲学的"理性之法",认为世界真理的绝对精神本质在政治社会实践领域体现为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政治世界的真理和正义首先在于个人自身内在的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必然性的自由本性及其客观权利的实现,在其理性认知及论证方法上,即是事实、价值和理性三种必然性原则的历史性辩证统一。

基于自然权利哲学的视角——反思地震灾害中的教育事件

依据洛克的自然权利哲学,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为了维护自然法无法有效保障的自然权利,与他人达成协议,创建了政府,并赋予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即是说,政府源于人民的同意,政府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自然权利。就教育而言,政府有责任去建设安全的校舍,保障每一个学生的受教育权。同样,从自然权利哲学的角度看,作为社会代表者的教师与学生之间是契约关系,教师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有义务去保障学生的生命免受外部侵害。

马克思实践哲学与黑格尔权利哲学的“分”与“合”

黑格尔精神批判的权利哲学从人类自身的自由精神本质中发现了世界真理和责任,即所有个人自身的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必然性自由本性及其相应权利在伦理政治世界中的历史性全面实现;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实践哲学,则是从人类的物质生存及实践改造中发现了如何实现人类真理和世界责任的秘密。马克思从黑格尔权利哲学中明确了社会批判和实践改造的方向,同时认识到黑格尔精神的批判无法也无力代替物质的和实践的批判。

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

权利的概念、要件、类别和根据,是研究权利所要把握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权利的分析理论、价值理论和社会理论。权利的分析理论主要包括霍菲尔德的学说以及要求论与资格论、利益论与意志论之间的论辩。权利的价值理论主要包括关于权利的重要性、权利限制以及权利衡量等问题的若干学说。

绝对精神的政治现象学批判:黑格尔的自由-权利辩证法

黑格尔的权利哲学不应理解为其预先规定或设计的逻辑学方法的技术性试验与应用,或三段论逻辑命题的机械构造。相反它是"绝对精神"作为人类自由-权利本质实现自身的政治现象学批判,包括对从法-道德-伦理到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不同的自由实现环节或发展阶段的肯定与批判。这正是人类寻求自身自然、道德和理性三种根本自由本性及其权利在法和伦理政治世界中获得全面发展与实现的历史性实践创造,即自由-权利的辩证法,它对当代国家法和伦理政治世界的真理认知及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黑格尔自由-权利辩证法视野中的伦理国家及其实践建构

黑格尔的伦理国家概念源于人类自由-权利辩证发展的历史产物,即人类寻求自身自然、道德和理性三种根本自由本性及其权利全面发展和实现的历史实践与创造。这意味着伦理国家的实践建构,必须以精神和道德的自由与平等概念为根本价值准则,使所有公民个体获得生命生存和财产安全及幸福自足的物质生活,发展以公民自治的社会共同体为基础的伦理教育和民主政治,建立与公民普遍利益及其理性自我意识相一致的伦理政治秩序,使人们在普遍享有其自然和道德方面应有的尊严与财富的基础上,回归自身精神和道德的自由本质。

儿童权利的法律呵护——读吴鹏飞著《儿童权利一般理论研究》

儿童权利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新篇大作———吴鹏飞先生的《儿童权利一般理论研究》,最近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明确了儿童权利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拓展和深化了儿童权利研究的范围,有力地回应了我国儿童权利理论与实践所面临的困境。著作以儿童为本位,从宪法学人权理论入手,站在权利哲学的高度,基于全球视野,对儿童权利理论进行的基础性研究的新理念、多视角、落脚点等值得理论与实务界高度重视。

人工智能与公共拟制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促使人们深入理解人机关系。在人机关系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塑造现代公共制度机制的公共拟制,将会发生重大改变。现代公共拟制的人,将可能不再是传统的生理-社会-政治人,而是人与人工智能的混合物。因此,从机器人权利出发做出的崭新的权利拟制,将极大地改变人们对公共生活的既定看法。权利哲学的扩展建构,必将在人机相分、人机混生、新人理念的不同视角展开。与人工智能相伴而来的基因技术、能源革命等项科技突破,为人类重构启蒙运动以来固定成型的公共拟制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如何将这样的变局纳入人类可控的范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同时,这一全新的公共拟制,仍然属于考验人类想象力的范畴。

黑格尔与叔本华论权利与国家

黑格尔和叔本华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初看起来截然相反。叔本华认为刑法是一种预防手段,而黑格尔却认为,刑罚是个体再融入社会的体现,法是精神的定存。而通过进一步的考察会发现二者的观点之间也有一致的地方:法或权利(Recht)都建立在理性之上,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出发点。对黑格尔来说,理性才是精神事物的土地,国家与法都建立在理性之上。国家是客观化的精神得以实现的自由,是自在自为的理性之物。而对叔本华来说,理性只是利己的工具,国家是个体权衡利弊之后形成的存在。国家能保障个体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而让公民忍受的不义降到最低,因此刑法在国家中起到预防的作用。然而,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的出发点并不是利己的利益,而是法的概念。这个概念内在就固有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不法的出现就是因为这个统一被破坏,而刑罚的功能就是让个体重新并入这个统一之中。这样刑罚就从实定法过渡到了道德和伦理,这个过程就是法的理念的逻辑发展。本文通过梳理黑格尔与叔本华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观点的异同,认为叔本华对于国家观念的悲观主义视角在当下的历史环境中更具实现的可能性。

从《独立宣言》的7种汉译本看译者主体性

结合晚清时期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从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文的解读与阐释、翻译策略的选择等方面对比分析分别由美国在华传教士和中国革命党人翻译的《独立宣言》(前言部分)7种汉译本的异同。从功能主义翻译学、文化传播学、接受美学等多维视角探讨蕴含在译者独特的"权利哲学"之中的译者主体性。

经济和社会权利保障的理想与现实

经济和社会权利是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一类重要人权 ,但相对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言 ,这是一类在政治和法律上被严重边缘化的权利。在权利理论中 ,对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权利和人权”属性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怀疑论 ,这种怀疑论的核心就是怀疑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诉性。但是近些年来 ,国际各种人权体制以及部分国家的实践证明 ,实行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诉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可行的。

强迫劳动罪的实质法基础与教义学阐释

我国《刑法》第244条强迫劳动罪,在当下中国刑法学界研究甚少,以至于司法实务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因理论支撑不足而显得左支右绌。目前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本罪的法益;二是实行行为的认定。从实质法的角度出发,通过康德的权利哲学,深化强迫劳动罪的规范内涵,可以较为明快地得出问题的答案。详言之,强迫劳动罪的法益本质是选择劳动或者选择不劳动的自由。只有彻底剥夺这一自由的行为,才是强迫劳动罪的实行行为。在判断强迫行为是否压制被害人反抗时,应以客观说为准,但应注意的是,行为人的特别认知也是客观说的判断依据之一。在判断不作为威胁是否符合强迫的构成要件时,标准是行为有没有剥夺被威胁者选择的自由。在监狱劳动中,倘若执行者偏离了监狱劳动的特殊预防目的或者违反了公法的比例原则,将会构成强迫劳动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