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契约文书看清代以来清水江下游苗、侗族妇女的权利地位

清水江下游地区,苗、侗族民众世代在此繁衍生活。明清时代由于"木材之流动",清水江下游成为全国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迁中,苗、侗妇女们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且逐渐进入到契约的程式中来。通过梳理契约文书等民间历史文献发现,苗、侗族妇女的权利地位的表现形式多样,主要体现在财产的继承以及对财产不同程度的自主处理上。当然,她们也不乏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以此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提高。

沉默权的权利性质及其权利地位

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卫权 ,人格尊严权 ,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 ,是一项被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可的权利。沉默权在被告人权利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 ,是一种优先于其它权利的权利 ,是其它权利得以充分实现的条件和保障。

从《萨利克法典》探观法国中世纪女性权利地位状况

《萨利克法典》在行文上更加倾向于当时统治阶级上层,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父系氏男权利益,但其中在家庭遗产继承、婚姻生活、人身权利等方面也或多或少地给予了女性相应的权利,这反映了法兰克王国在从传统氏族社会向封建国家转化的过程中在高声宣扬父系氏家庭准则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母权制社会妇女地位高的传统。只是在此过程中,《法典》本身作为一种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受封建王权势力强弱的影响,在释义解读过程中难免被注入政治色彩,相应地,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权利也面临着服从政治情势的困境。

儿童的主体地位差异分析——以《儿童权利公约》原则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适用为视角

《儿童权利公约》作为国际人权条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儿童这一独特群体的权利主体地位,我国自加入《公约》之后,将《公约》“国内法化”为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的一系列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然而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体现的儿童主体地位与《公约》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儿童更多地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而非权利主体。通过对《公约》原则的适用分析差异存在的原因,才能更好地改善并缩小和《公约》的差距,保护儿童的权利主体地位。

契约文书所见清至民国广西少数民族女性的地位与权利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留存了大量的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记录着广西少数民族女性参与家庭财产处置的事实,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西少数民族女性地位与权利的实情。广西少数民族女性在家庭财产处置上拥有一定话语权,她们可以作为立契人与他人订立契约,也可以作为契约第三方参与契约的订立,甚至可以作为放债人向他人借贷。清至民国时期,广西少数民族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社会地位得到一定的提升。

民国时期农村妇女的权利和地位——以天柱土地买卖文书中的女性为中心

妇女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自宋代以来即逐渐下降,民国时期则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逐渐产生新的女性话语意识,政府亦因应形势颁布了相应的法权保护文本。本文以天柱土地买卖契约文书中的女性为中心,分析土地买卖过程中其所扮演的卖主、买主、凭中等角色,阐述她们享有的权利和地位等诸多问题。比观清水江文书与民国时期保护妇女权利和地位的法律和法规,或许可以得出妇女——特别是广大农村妇女——依然缺少争取法律保护的主动权益诉求,其权利和地位仍受到各种或隐或现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

中外纳税人权利和地位比较研究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一贯重视纳税人权利与地位问题，在税法中把征纳双方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作为重要的内容予以规定。与国外相比，我国纳税人权利不论从法律规定还是贯彻落实上都存在一些不足，纳税人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本文在分析了中外纳税人权利地位现状后，提出了尊重纳税人权利，提高纳税人地位的可能措施。

关于我国纳税人权利与地位问题的研究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税收事业的繁荣以及公民民主权利意识的提高，纳税人权利与地位问题日益显得重要和突出。我国纳税人法定的基本权利与国外并无太大差异，但我国纳税人的地位远不及国外纳税人那么高，应有的权益还得不到彻底的维护。本文分析了纳税人权利与地位的现状及产生问题的原因，阐述了重视纳税人权利与地位问题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尊重纳税人权利，提高纳税人地位的可能途径。

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的地位和权利研究

现代刑事司法中被奉为圭臬的三方构造与被害人的地位与是一个悖论,我国学者关于限制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论述与扩大被害人权利的论述存有矛盾,也与其他国家被害人地位和权利的发展规律不符,定罪与量刑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制度逻辑,在量刑中,不存在限制被害人权利的基础,我国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应当以定罪前的阶段和量刑阶段作为区分的基准,量刑中应当引入诉讼化机制,这也是在现有制度下解决量刑问题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作法。

现实生活中依附性成员的社会权利与地位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社会分层理论只是从成员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寡等方面进行的,而未能考虑社会成员的角色。然而,正是由于角色因素的影响使得社会成员被划分为主体性成员和依附性成员。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类型的依附性成员通过各自与主体性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获得了相应的社会权利与地位。文章认为,在权利与地位获得的过程中,依附性成员权利与地位具有内生性、间接性和同期性等特点。

论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中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

虽然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具有当事人的地位,但被害人的权利常常在"以被告人为中心的"、定罪量刑"一体化"的审判中被忽视。之前的"量刑制度改革"为被害人之当事人地位的"实质化"提供了契机,本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应该将被害人的保护由司法解释的层面提升到立法的层面。对此,在分析被害人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具有诉讼主体地位的正当性后,提出保障其能够有效参与的权利,以期达到保护被害人和量刑公开、公正的目标。

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的缺失与构建

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出现了明显的在理论上成立而在现实中缺失的反差现象。父权主义的文化传统形成了未成年人的无权状态与现实;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性,是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缺失的主体原因。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构建,应从构建差别对等的法律保障体系、倡导符合公平正义的未成年人观、强化父母的家庭教育观、确立"以学生为本"的学校教育理念入手,注重多种途径构建未成年人的权利主体地位。

古代东西方妇女权利与地位的巨大差异

自古以来,西方妇女的权利与地位明显优于东方妇女。西文妇女在财产权、继承权、婚姻自主权与一夫一妻制方面与东方妇女的差异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古代东方,妇女不过就是男人的家庭奴隶。东西方妇女在权利和地位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软化”析说

“软化”析说王彦平眼下有一种现象，就是执法不严，人情重于法规。大至审叛要案，中至封杀假冒伪劣，小到处罚行车违章，关系一托，变通一招，一切尊严的法律，庄严的政策，严肃的规定都被“软化”了。“软化”一词原意是制革的一道工序，是用酶将坚硬的兽皮中的蛋白质水...

对女性身体再造行为的文化评析

作者从文化的视点切入,分析了关于女性身体美的文化是怎样控制了妇女的生活方式,以及是怎样的再现了历史深远的审美关系中两性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作者认为,如果不能改变让妇女为自己身体痴狂的文化,那么,妇女对自己身体的看法和身体再造行为的改变将是非常有限的。

学生在高校后勤社会化中的地位与权利

自1999年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既是一次管理模式的改革,更是一次经济体制改革。近几年的高校扩招规模远远超过了高校经费资源的增加,导致高校资源的紧张,这在高校后勤工作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学生对此已表现出一定的不满情绪。如何正确对待高校后勤社会化中除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学生在改革中的地位与权利,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德国基本法》上的公法人基本权利主体地位

"公法人基本权利主体地位"在《德国基本法》上颇有争议。《基本法》第19条第3项规定,"基本权利对本国法人亦有效力,但依其本质适用为限"。在"履行公共事务原则"基本理论指示下,公法人基本权利主体地位通常被予以否定。然而"实质基本权利的保护"、"穿透理论"、"基本权利的典型受危情形"等理论的提出,使公法人基本权利主体地位得以成立的机会不断出现。特定公法人中,大学(学院)、广播电视机构及教会的基本权利主体地位获得联邦宪法法院肯定,职业团体及自治团体的基本权利主体地位具有不确定性。在行政任务私法化与基本权利保护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更多公法人基本权利主体地位成立或可期。

试谈“半边天”的“天”——探讨妇女解放的几个问题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妇女们有幸被誉为“顶起了半边天”。于是“半边天”也就成了妇女们的代称和美喻。如今,“半边天们”是否占据着半边“天”呢?她们的“天”有多大?即,妇女的地位作用如何?很值得研究。旧社会,中国的妇女同时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四权”的压迫。

主观诉讼视角下的行政赔偿诉讼

行政赔偿诉讼是典型的主观诉讼,这种主观性质由其目的———主观权利所决定。基于主观权利的主导地位,行政赔偿具有鲜明的私益取向,其审判过程依照"主观权利———主观义务"的逻辑而展开,在具体制度构造上也极不同于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的行政诉讼。我国行政赔偿诉讼在制度构造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于这一主观性质的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域外主观诉讼的学说与制度,改善我们的行政赔偿诉讼,从而更好的发挥它的权利救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