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事组织权利扩张的内在逻辑及其外在边界

商事组织的权利扩张有别于自然人的权利扩张,呈现出不同的权利扩张内容和方向。为此需要构建商事权利逻辑体系来判定商事组织权利扩张的法律效力。商事组织权利扩张的逻辑在于其对营利性的追求、对交易自由的促进、对组织及交易安定性的维护,同时商事组织权利扩张也受到公共目的、公共效率、公共安全的限制。只有尊重商事组织权利扩张的逻辑,才能够更好地规范商事组织的行为,促进商事交易发展。

著作权“权利扩张”与侵权责任抗辩

在"共同侵权"以外另行规定"间接侵权",更有利于保护著作权(版权)。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的划分,应该考虑该行为究竟是网络作品传播行为还是网络技术服务行为。属于网络作品传播行为的侵权为直接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属于网络技术服务的间接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为激励创新,有效保护版权,促进版权有效利用,须体现著作权人和使用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为此立法须完善"独立完成""合理使用""法定许可""授权许可"等侵权抗辩制度。

国有企业权利扩张中持续亏损的机会主义原因

一 基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权利短缺所造成的效率低下的历史教训,十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将权利扩张作为一项重要选择。就权利扩张的现状来看,迄今为止的改革是成效显著的。国有企业不仅从法律上获得了包括生产经营决策、产品劳务订价、产品销售、物资采购、进出口与投资决策、留用资金支配、资产处置、联营兼并、劳动用工。

技术境域下的权利扩张与治理

目次一、引言:从自然到法律二、技术权利扩张的制度基础与影响三、技术境域下权利扩张的具体模式四、技术境域下权利扩张的治理五、结论一、引言:从自然到法律技术作为人类利用自然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其发展与流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当社会处于松散的生产结构下时,技术的创造与流动被天然地限定在“工匠格局”下。从创造的角度来看,人类从独立制造和使用工具开始,就在身体缓慢进化外随着对技术的不断改良。然而,无论是狩猎采集社会、农耕社会,还是手工业生产社会,几乎都没有对于开发新技术的专门投入,技术的进步往往不是源自独立的研发活动.

DSU“第三方”权利的限制与扩张

中国入世以来,为了学习WTO争端解决的经验,熟悉WTO规则,一直积极作为"第三方"参与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审理活动。专家组主要从特殊影响、特殊情形、与常规权利的不同及与其他"第三方"利益的不同这四个方面严格审查扩大"第三方"权利的原因。并从具体案例中总结出成功扩大"第三方"权利的原因及经验,提出中国作为"第三方"最大化主张权利的措施。

究本与溯源:知识产权权利冲突原因考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多层面、多角度、多因素的,是知识产权体系化进程的副产品,法哲学层面劳动财产权理论影响了知识产权泛权利观的形成,而权利不断扩张导致绝对权的边界不清晰进一步加剧了权利冲突,单行法的立法模式以及行政执法中部门利益的博弈是引起权利冲突的重要制度因素。

网络环境下商标权的扩张与限制

网络环境下,商标权的对象及内容得以无形扩张,除对象扩大到网络服务商标以外,内容还扩大到域名领域,形成对网络资源的占有。基于利益平衡理由,网络环境下的商标权应当受到必要限制,包括特定情况下域名权可以成为商标注册的"在先权利"、限制普通商标任意侵占域名资源以及限制驰名商标在域名权人善意的情况下侵占域名资源等等。

论民事权利保障与民事公益诉讼

现代民法的社会妥当性之价值取向要求民事权利扩张。应将环境权、消费者安全权等作为新型的独立的民事权利加以私法保护,并扩张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民事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适应了现代民法权利保障的要求,并在实践中应运而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规范商标类别确认——基于限制商标权隐形扩张的考量

近年来,有关商标类别的争议在商标确权实践中不断涌现。一方面,商业主体有意择取特定类别商标,谋求对商标构成要素更为宽泛的解释,规避针对特定类别商标的高显著性标准及非功能性筛查,从而悄无声息地扩张权利范围。另一方面,作为确认商标类别的裁量者,商标行政管理机关有时会存在随意改变商标类别、管理不当的行为,司法机关有时会出现因审判认识与经验不足,进而忽视甚至助长了商标权的隐形扩张的情况。事实上,商标类别所对应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决定了商标适格性的认定基础以及权利的辐射半径,商标类别的确认在行政管理范畴之外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行政与司法应提高识别与应对能力,维护商标类别的稳定性、司法认定的终局性,实现商标类别确认上的规范性与灵活度并存。

再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立足被害人“权利”本身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目前尚未被我国立法所采纳,由此引发了诸如法制不协调、被害人损害难以完全得到弥补等问题,该制度的缺失也迫使法院在裁判案件中不断采取措施以寻求突破。《民法总则》颁布生效后,许多新的权利内涵及类型得到确认,被侵权人的救济权利不断扩大,彰显了《民法总则》所带来的适度权利扩张和现代法治的人文主义情怀。基于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当被我国立法所采纳,并应积极构建相应的赔偿制度。

论网络环境下版权授权合同的扩张

传统著作权疲于应付网络传播和数字技术带来的一系列变革,著作权人试图通过私利救济扩张权利范围和类型。这种扩张看似增加了著作权人的收益,事实上也降低了交易成本,使用者也从中收益。因此版权授权合同作为激励创作的机制,在网络时代其扩张有其效率上的合理性,对其限制应谨慎。

论消费权利的限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供消费的物品越来越多,消费权利快速扩张,过度的、不当的消费危及到了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危及到人类的生存,有必要对消费权利作适当的限制。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边界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边界具有模糊性或不确定性问题,主要源于知识产权相互之间及其与其他民事权利之间存在交叉、融合和冲突,并因知识产权向其他权利领域、公共领域不断扩张而进一步凸显。本着一般民事权利优先的法律精神,要求知识产权不得与在先取得的其他权利相冲突,不得妨碍在后善意取得的其他权利。为了防止知识产权可能侵入或者挤压其他权利和公共空间,有必要对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和效力的不当扩张加以规制,限定其只保护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智力活动成果和使用行为。

论我国高校规章制定权的规制

高校规章制定权来源于公权法定的原则。本文借鉴国外和台湾地区高校规章制定权的有关规定和实践经验,依据法律保留原则,分析我国高校规章制定、备案和行政监督管理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和不足,并提出制定完善性措施的建议。

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发展之再思考

知识产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出现具有很强的历史偶然性,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其他辅助手段在知识产权公示中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强,知识产权本身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知识产权客体的不断突破,主体呈现多元化,权利内容持续扩张,管理模式的演进,知识产权法哲学的嬗变反映了变革中的知识产权制度发展脉络,知识产权立法和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并予以回应。

控、辩平衡对律师辩护制度的要求

控、辩平衡是保证法官“兼听”、实现诉讼公正的重要机制。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辩方权利的限制是控、辩失衡的现实原因。从立法入手限制控方的权利,保障并扩张辩方的权利以矫正现有的律师辩护制度,是诉讼程序正当性以及被告人人权保障的要求。具体说,就是要赋予辩护律师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强化申请取证权、扩大阅卷范围等权利,并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强制辩护制度。

中外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限制制度的比较及启示

网络技术的应用带来了著作权人权利范围的扩张,从而破坏了权利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激化了权利人与使用者的矛盾。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权利限制方面的明确立法,而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纠纷却层出不穷,给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带来了困难。通过对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和国际条约的规定进行分析和比较,可得出有益的启示,应从权能限制即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这两个方面来构建我国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权利限制。

数字化时代著作权保护的道德思考及法律对策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传输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扩充了著作权的保护对象和权利内容,但是从道德层面却带来新的问题。数字技术为著作权人的权利过分扩张提供了便利,推动了利益集团权利扩张的高涨,打破了著作权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激化了作品权利人与使用者的矛盾,迟滞了我国文化科学的发展。必须结合数字传输技术的特点来构建现有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将传统著作权对权利人权益的单向保护的观念转变为同时兼顾公共利益的"双向本位"价值观,合理地界定及限制权利人的权利。

专利保护的法律边界——“QQ企鹅”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

专利保护必须明确划定其法律边界,但专利权与其他合法权利存在交叉、重合或冲突,因而要求专利权不得与在先取得的其他合法权利相冲突,并不得妨碍在后善意取得的其他合法权利。不仅如此,专利权还向其他权利领域、公共领域不断扩张,因而限定专利权只保护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创造及其实施行为。

绿色专利保护的法律边界问题研究——基于《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和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的分析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和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为绿色专利的保护与救济同时提供了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两种基本方式,理论上认为两种规则的综合运用能够有效引导效率协议达成。然而,《民法典》浓厚的私权保护倾向,决定了绿色专利保护的规则选择可能被擅长规避者所利用,成为滋生权利扩张的土壤。绿色专利的制度逻辑具有强烈的公共政治色彩,立法既然在规则选择上给了绿色专利权利扩张的可能,司法就需要积极承担起限缩的特别义务:考虑到绿色专利保护所追求的效率,依赖于环境保护目标的达成与否,可以对不同规则选择下的救济措施加以调整,合理厘定绿色专利的保护边界,谨防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下的私权扩张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