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票据法中的无权利抗辩

无权利抗辩是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持有人无权利,拒绝其权利行使的抗辩。其不同于物的抗辩、人的抗辩与有效性抗辩,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虽然无权利抗辩是全部票据债务人都能够提出的抗辩,但基于票据的流通性,并出于对票据第三取得人保护的需要,其会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受到一定的限制。

对票据法中无权利抗辩的认识

无权利抗辩存在情况是票据本身有效,票据债务人依约应当负担票据债务,但由于持票人没有取得相应的票据债权而产生所有债务人对持票人权力行使的抗辩。无权利抗辩是关于票据权利取得的抗辩,其不同于物的抗辩、人的抗辩与有效性抗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同时,票据的流通性保障是票据法首要目的,故而以无权利抗辩为由拒绝履行义务,应受到一定限制,即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以保护第三人及票据的流通性。在此,笔者谨以此文表达浅薄认识,望老师多加指正。

权利抗辩的法理证成与规则辨正

囿于处分权主义传统内涵的狭隘性,私法自治原则在民事权利行使领域的表现无法完全延伸至诉讼领域,而这有悖于当事人主义的内在追求。基于私法自治原则与当事人主义的联系,处分权主义应当包含“是否在诉讼中行使民事权利委由当事人自由决定”的内容。因民事权利要基于特定的法律事实才能取得和发生变动,且要件事实的主张和证明属于辩论主义的内容,故当事人在诉讼中行使抗辩权或形成权兼具私法行为与诉讼行为双重属性,应受私法自治与辩论主义双重规制。换言之,当事人不仅需要主张民事权利成立的要件事实,还需要表明援用民事权利进行防御的意思,且法官仅能予以消极释明。不过,基于抗辩权只能阻止而不能消灭请求权的实体法特性,抗辩权抗辩是适用辩论主义主张共通原则的例外。因此,当事人之间真正的攻击防御形态是权利对抗权利,当事人提出的是权利抗辩而非事实抗辩。区分权利抗辩与事实抗辩是我国诉讼模式转型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在诉讼中尊重当事人私权的重要体现。

抗辩权利论

抗辩权与请求权居于相对立的地位,随着请求权的产生而同时产生。在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行使请求权,要求相对人作为或不作为时,相对人得提出各种理由,包括实体上的和程序上的,进行抗辩,对抗当事人的请求权,故而形成了请求权与抗辩的对立。作为抗辩的权利,分为实体抗辩和程序上的抗辩,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抗辩权利进行分析。

民事诉讼中的抗辩论析

在民事诉讼中,抗辩特指被告为反驳原告所提诉讼请求而向受诉法院提出与原告所主张的请求原因事实两立的,并且能阻碍该事实的法律效果发生的事实之行为。抗辩可分为权利障碍抗辩、权利消灭抗辩、权利拒绝抗辩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抗辩在适用上各有其特质。无论哪种类型的抗辩,皆是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请求原因事实的附限制的自认,故抗辩具有免除原告对其所主张的请求原因事实的举证责任之机能。与此同时,抗辩又乃被告对另一法律要件事实之主张,故被告应对抗辩事实负举证责任。

先诉抗辩权行使之程序展开

先诉抗辩权的核心是赋予一般保证人担责顺序利益,其制度价值需通过一系列程序机制予以实现。但法规范和法实践中先诉抗辩权的行使异化为法院依职权适用,这种司法“父爱主义”理念导致先诉抗辩权行使程序规则严重缺失。先诉抗辩权异化行使的根源在于对先诉抗辩权基本性质的认知模糊甚至错误。故要进行先诉抗辩权行使程序之科学配置,首先需要厘清其理论前提:一般保证人顺序利益实现的程序机制已由“先起诉”转向“先执行”,先诉抗辩权的对抗对象是债权人的担责请求权而非诉权或执行请求权,先诉抗辩权属于权利抗辩之范畴,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适用;在此基础上再系统建构攻击防御视角下的先诉抗辩权行使程序规则,统合先诉抗辩权主张阶段的观点分歧,明确先诉抗辩权主张要件和消灭要件及其证明责任。

违约金调减释明规则研究

违约金调减规范赋予违约方抗辩权,以对抗守约方过高的违约金请求权,据此提出的抗辩类型为“权利抗辩”,法院仅能在违约方具有行使该权利的基本意思时进行消极释明,违约方仅以合同无效、不构成违约进行抗辩不能视为其具有申请调减违约金的最低限度暗示.对违约金调减抗辩进行消极释明有利于澄清当事人真意,故应为法官的一项义务,违约方应以法官怠于释明为由提起上诉及再审.

证明责任正置分配标准小议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正置是通常情况下证明责任分配的普遍方式,其以要件事实分类说为基础,根据法律要件的分类将诉讼待证事实分为权利主张事实和权利抗辩事实,权利主张者对权利主张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权利抗辩者对权利抗辩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此外,在证明责任正置分配中还应注意:否认事实者不承担证明责任;主张与抗辩都不能证明时主张者承担证明责任;同一诉讼阶段只存在一个特定的证明责任,不同的诉讼阶段可能存在不同的证明责任。

论法官对民事实体抗辩的释明

最高人民法院对诉讼时效抗辩和违约金调整抗辩在法官释明问题上作出了迥异规定,这使得明确法官应否对民事实体抗辩进行释明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研究该问题的逻辑起点在于民事实体抗辩中事实抗辩和权利抗辩的二元界分。效力形式的不同是事实抗辩和权利抗辩的根本区别,对于两者的类型化分析能够引导法官正确判断当事人民事实体抗辩的具体类型。建基于法官在能否对事实抗辩和权利抗辩主动援引问题上的不同,法官应依职权对事实抗辩进行释明以防裁判突袭,不应对权利抗辩进行积极释明,但应当在当事人已经提出权利抗辩的构成要件事实时进行消极释明。

日本专利权当然无效抗辩原则及其启示

当然无效抗辩是指,在专利权侵权民事诉讼中,被告可以直接主张原告专利权"当然无效"因而抗辩自己的行为不侵害其专利权。当然无效抗辩具有独立价值,它赋予了法院在个案中认定专利权是否存在无效理由的权力。当然无效抗辩的提出只要具备专利权无效理由这个要件即可,但在除斥期间经过后,被告无权再提出当然无效抗辩,专利权无效审理非适格请求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也可以主张当然无效抗辩。由于宪政体制、司法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暂时尚未具备采纳美国赋予法院最终确认专利权效力做法条件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措施,在专利权确权机制方面,我国专利法有必要吸纳当然无效抗辩。

专利侵权中先用权抗辩问题研究

专利侵权抗辩是知识产权审判中的难点,专利侵权抗辩包括专利无效抗辩、权利穷竭抗辩、滥用专利抗辩、公知技术抗辩及先用权抗辩等,其中先用权抗辩是审判实务中最难以把握的,成为专利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为完善立法,解决审判实务中存在的争议问题,本文对先用权抗辩的原理及理论界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

法律议论的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

本文以"法律不确定性问题"为出发点,沿着通过教义学或科学技术来摒弃不确定性以及反过来在不确定性的前提条件下考虑制度设计这样两条基本线索,梳理了法解释学与法社会学之间的争论以及不同的应对策略,从中归纳出作为科学的法学观、作为技艺的法学观以及法律的本质就是话语实践的核心命题。作者认为今后中国的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应该聚焦法律议论,特别是法的社会科学研究要把重点从结构、功能转移到价值涵义,以便真正深入到规范的领域进行实证分析,与此同时切实加强与法解释学以及法律实务部门之间的对话。因此,作者提倡"议论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试图以此深化法律方法论的探讨,促进思想与制度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