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矿权、采矿权的权利性质与权利流转

认定探矿权、采矿权的物权性质,对于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保障权利人的经济利益,妥善解决探矿权、采矿权与土地使用权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行立法已有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权利流转的规定,但存在不足之处。立法应当明确探矿权、采矿权的流转方式,减少对权利流转的限制,坚持探矿权、采矿权合一的原则,规定探矿权、采矿权取得过程的公开化,增加利用外资和民事责任的规定。

农村集体土地权利流转的完善探析

本文分析了农村集体土地权利流转存在的主要缺陷,提出农村集体土地权利流转的完善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与嬗变研究

非遗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附着于非遗之上的所有权和次生权利在传承主体之间流转、嬗变和演进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与非遗相关的权利流转和嬗变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与规律。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非遗权利牵涉不同主体之间的文化话语权争夺和国家文化主权维护。这就需要我们将保护民族文化内涵作为第一要旨的同时,综合采取知识产权转化确权、公私法结合等措施,为非遗保护与开发工作保驾护航,捍卫我国非遗的文化主权,切实提升全体民众的文化自信。

金钱“占有即所有”原理批判及权利流转规则之重塑

金钱的高度可替代性并不必然排除其特定性,而金钱之特定包括物理特定和价值特定两个层面。“占有即所有”原理毫无节制地保护金钱的后续受领人,也不当保护了占有人的债权人,其流通保护功能可为善意取得制度所替代。金钱占有移转时,原权利人之物权只能依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而消灭,但金钱占有非因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而移转时,原权利人也将因金钱丧失其价值特定性而失去物权性保护。原权利人与占有人的金钱混同后,若能确定原权利人的金钱价值仍为占有人支配,则价值特定性犹存。若混同金钱全部消耗,则价值特定性丧失。若混同金钱部分消耗,推定原权利人的金钱价值按比例减少。为合理平衡原权利人和占有人之债权人的利益,当混同金钱或其替代物价值降低时,原权利人应通过拟制信托按比例分享混同金钱之价值。价值升高时,原权利人应基于优先权回收其金钱价值。价值恒定时,可选择拟制信托或优先权对原权利人进行物权性救济。

传承人诉讼与权利入市：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私法基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公法、行政作为角度加强了政府部门保护、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但从实际上来说,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侵犯、盗用、窃取,启动公权力进行干预的程序远远比及时的权利救济滞后得多。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私法领域应有的经济价值得以流转体现,社会性保护意识的养成也就成顺理成章之事。在法律实践意义上,提高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与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财产权利的流转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必须要解决三个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属性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救济。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救济层面,确立传承人诉讼和举证责任倒置,是保护权利的关键。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中的权利归属研究——以手工技艺类为例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理论在对传统保护思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但是在产业化过程中,附着于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上的相关权利归属问题却一直没有被制度化厘定。在实践过程中,应该进一步确定其权利主体,明确权利归属,并建立有效的权利流转平台,通过市场机制真正有效地实现权利主张,为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保驾护航。

论农地依法流转应坚持的三个原则

以土地权利流转为重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事业,对于促进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具有"增长极"的作用,对于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有效消除城乡差距,确保农民享受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举足轻重,无论我们在政策框架内进行何种探索,都必须以公平原则为着眼点,确保农民地制创新与土地权利流转的平等主体地位;以效率原则为牵引,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动态土地权利流转机制;以秩序原则为保障,确保土地权利流转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进行。

农地流转的障碍因素及解决路径探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细碎化,规模过小的问题日益突出,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地纷纷探索进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方法,以实现土地的规模化集中。在分析各地方政府农地流转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从行为的规范性、产权主体、社会保障、非粮化、融资几个方面探讨了目前土地流转的障碍因素并给出解决路径。

北京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建立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基础上的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的权利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几年来,北京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以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规范性文件为基础,在制度创新上出现入股、抵押、拍卖等新型流转形式。但仍然存在着"流转后续监督不足"、"忽视农民的流转主体地位"等问题,需要在实践中通过强化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加强政府对农地流转的管理和服务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北京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治化水平。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权制度的效率与正义问题研究

主体追求自身利益要求考虑制度效率,主体追求利益的冲突则要求考虑制度正义,而制度正义问题实质上是制度要实现谁的效率的问题。制度的选择和变革,最好同时关注效率和正义。农村土地流转权制度是我国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由农村土地流转权相对于城镇化和工业化需求变得更为稀缺而引致的该制度进一步变革,理应同时考虑效率和正义,应该重视农民的效率。否则,不但是非效率的,也是非正义的。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思考——以家庭承包经营权的功能为视角

家庭承包经营权由于在诞生之初承载着社会保障等政治功能,故其流转规则不同于其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城乡二元结构正在逐渐解构,农民主要生活来源并不再依赖于农村土地,故家庭承包经营权所负载的社会保障功能逐渐减弱。为此,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权期限制度的前提下,应当将家庭承包经营权"纯粹化"为民事权利,不需要再对其流转给予特别限制,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之需要。

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述评与思考

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生育率,推动了人口的迅速转型,产生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结构问题,正对中国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具体内容进行简要回顾,并总结和分析人口结构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最后,为使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方向提出了相应建议。

我国农村宅基地权使用权初探

文章旨在探究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发展过程，并深入剖析现存的主要问题，将其权利的运行划分为三个环节，通过不同环节实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的双重价值理念，建立分别适用于不同阶段的法律规则，以实现制度设计的总体目标。

日本耕地保护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耕地资源不足，人多地少的国情与中国十分相似。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期，仍然能保证耕地不至于大量流失。其中耕地保护的经验如土地整理、发展集约化大城市、农地权利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等措施，很耐人寻味，也很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城市规划的实施有赖于建立政府补偿制度

城市规划实施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政府补偿制度造成的。对为了追求公共利益而产生的对个体利益的损害。要以一定的补偿手段进行调节，以免矛盾积累过深而形成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实行完全的政府补偿还有一定难度。本文论述了可以通过“容积率奖励”、“开发权转让”、“额外收费”、“开发协议”、“增值归公”等经济手段，对受损个体给予补偿，使规划产生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建立权利流转的配套政策体系．既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又避免个人利益的受损．增加规划的公平性和可操作性。

农村土地承包中若干二元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中存在诸多二元。对农村土地承包方式二元、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二元、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二元、土地承包流转权利二元等若干二元进行深入剖析,有利于正确适用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依法实施不同性质的法律保护,达到切实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障碍排除与制度完善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必然要求集体土地使用权自由流转。我国的土地立法深受城乡二元结构观念的影响,以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防止土地兼并等种种理由限制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在本质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修改现行法律,完善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势在必行。修改法律应立足于实践,法律只有尊重实践,才能为实践所尊重;合理界定公权力,最大程度地尊重农民的土地权利;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协调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权利配置;完善救济措施,维护农民利益。

论意思表示请求权执行制度的法律适用——兼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九条

意思表示请求权执行制度通过民事执行请求权,连接了民商事主体的意思表示与立法上的法律拟制,构成不可替代的行为请求权执行制度的一部分。意思表示请求权执行直接以法律拟制方式达成相应法律效果,故无需采用间接强制执行措施迫使债务人履行。内地法系国家和地区大多规定了意思表示请求权执行制度,我国现行法上仅有单一性规定。本次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将意思表示请求权执行制度纳入规制范围,并较为彻底地贯彻了当事人主义,取消了一般性的执行环节,在意思表示请求权不附条件、不附对待给付义务时,债权人所请求拟制的债务人的意思表示,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即可生效;而在意思表示请求权附条件或附对待给付义务时,亦不设置法院审查环节。但是,在权利保障方面缺少法院释明、协助提供证明文件和救济规定,程序运行未形成权利流转保护的闭环,有待于后续完善或司法解释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