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32条(禁止权利滥用)评注

《民法典》第132条明确规定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该条既是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应遵循的原则,也可以帮助界定权利滥用行为(可充当其他规则的要件)的意义;但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在既有具体规范之外,因应实践发展需要,孵化独立、具体的补充性禁止权利滥用规则。判断是否构成权利滥用的核心考量因素可以概括为三项:行为人享有权利,且有行使权利的外观;权利人滥用权利,即其行使权利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或者违反公序良俗;权利滥用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其中,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在私法上最为重要,主要包括不合比例地过度行使权利、矛盾行为或者背信行为以及违反公序良俗行使权利等情形。补充性禁止权利滥用规则的一般法律效果是权利限制和权利丧失。在现行法下,权利失效问题基本上可以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下解决。

试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性质和功能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发端于民法,并逐渐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指超出正当界限的权利行使为法律所禁止。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道德准则的法律化;是衡平性规定;它源于诚实信用原则,并发展为独立的法律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发挥着指导立法、司法以及权利制度实践的重要功能,而且通过对权利与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权利行使这一领域实现人际关系的整合。

WTO知识产权协定中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探究——以利益平衡为视角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WTO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一项基本原则不仅包括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内容,还包括对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本文以利益平衡为视角,结合协定签订的历史背景对TRIPS协定有关于权利滥用的具体规则进行分析,以期实现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全面、立体的认识。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浅析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对权利行使的合理和适度限制;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协调利益冲突和优化利益配置的重要方法和工具。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实为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合法等民法基本原则的下位原则,是有关权利行使方面的具体原则,为以上民法基本原则所包容。关于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应采主客观相结合主义观点;关于权利滥用的具体法律后果可区分权利滥用的不同表现情形而分别予以分析。

禁止权利滥用的立法与实践:基于社会变迁的视角

权利滥用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随着网络社会的迅猛发展,其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可低估。现行经典民法教科书大都在民法基本原则章节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但《民法总则》却未将其规定为基本原则,而是将其规定在"民事权利"一章。系统梳理禁止权利滥用立法与实践的演变历史可以发现,禁止权利滥用的演变轨迹是一个从私法上的一般禁止到全面禁止,以及从私法走向公法、从国内法走向国际法的过程。禁止权利滥用演变历史的主要启示为:从供给到需求,权利在受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的同时,又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从现实到虚拟,必须从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认真对待权利滥用问题;从管理到治理,尊重权利是破解权利滥用问题的元治理理念。

平台经营者管理权的滥用与规范进路

数字时代平台经营者的角色定位已然由市场工具人向组织化的管理者转变,具有自律管理的法定职能。然而,平台经营者营利主体与管理主体的身份复合造成其在缔约与履约的过程中暗藏难以被有效识别且规制有限的权利滥用。主要原因在于:平台经营者的私主体面相与行为公共性的冲突、管理规则的私法自治与缔约商谈环境缺失的冲突和管理行为受原则性规范引导与包容审慎监管。为维护良善的平台商业生态,平台经营者应肩负起角色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二十条的规定,细化企业社会责任。在程序层面上,构造平台服务的选择渠道,强化平台用户话语权。在实体层面上,管理行为需要接受司法审查,行权措施应当符合禁止权利滥用规范。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探源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从罗马法初露端倪,法国民法典制定后出现著名判例,而德国民法典正式将其确定为一项原则,继而瑞士民法、苏俄民法、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民法等均以原则的形式规定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我国很多著名的民法学家也主张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规定为正在筹备的民法典之中。

对“禁止民事权利滥用原则”的思考——与梁彗星教授商榷民法典立法原则

民法主要是调整私人利益的实体规范,它以关心人、保护人的精神安宁为最高准则。民法的本质就是权利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应体现权利本位,权利是民法的出发点和归宿。民法应赋予民事主体一系列的权利而不是主要规定强制性的义务。在一个公权利发达而私权利相对滞后的社会,应积极培植私权利,提倡以人为本,把权利本位作为民法的价值基础。

“网购给差评被骚扰”事件发生原因之分析——从诚实信用与禁止权利滥用的角度

网购"寿衣门"及类似事件多发引起关注。本文从网络交易双方的行为入手,分析双方担负的诚信义务并举例说明了网络购物中权利滥用的典型方式。得出此类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网络交易中的诚信失范与权利滥用,并指出网络交易仍然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正确行使权利,达到各方民事利益的平衡。

论民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立法完善

当前我国民法通则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规定的立法表述较不规范，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和对后果的体系化规定，建议立法通过重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设定判断权利滥用的具体规则和后果的体系化规定的方式予以完善。

试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本质内涵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已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 ,然就该原则尚存在诸多认识不清的地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历史起因 ,在于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矛盾激化 ,客观需要权利的限制。该原则为了权利而限制权利 ,其最终目标是保护和实现权利。但该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有导致权力滥用而减损权利之危险。为解决这一矛盾 ,使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扬其利而避其弊 ,应强调其有限使用 ,立法上要限定在必需领域 ,司法中要合法。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初探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已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 ,但对该原则尚存诸多认识不清。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历史起因 ,在于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矛盾激化 ,客观需要权利的限制。该原则为了权利而限制权利 ,其最终目标是保护和实现权利。但该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有导致权力滥用而减损权利之危险。为解决这一矛盾 ,使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扬其利而避其弊 ,应强调其有限使用 ,立法上要限定在必需领域 ,司法中要合法、公正运用。

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中的私权保护——以一则“围墙拆除案”展开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系权利社会化之产物,同时亦为民法协调私益与公共利益冲突之途径。在权利滥用之评判标准由主观的"恶用权利"转向客观的"利益衡量"之际,私权在抽象的公共利益面前更易遭受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不当限制。行为自由系民法基本之价值取向之一,在利益衡量的论证中,非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法官不得禁止私权行使。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适用通常并非利益协调的终局结果,因公共利益优先保护而被禁止行使权利的私主体常因此受有明显的利益损失,对此,民法应采借相邻关系中的"分级救济"理念,视私主体利益损失之程度而赋予其以相应请求权,始符合公平正义之要求。

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其在适用过程中面临着原则抽象化以及适用滥用化的双重困难。解决好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功能化和类型化两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既不使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流于空洞的形式化,又不至于由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没有"边界"而使其在司法实践中过于泛滥。

相邻关系中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

在相邻关系中当事人行使权利时必然受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限制。而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形成明确的权利滥用的判断标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正确适用,需要构建具体化的判断标准。明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相邻关系中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外部限制,相邻关系中涉及的容忍义务的遵守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两者并不冲突,并且容忍义务成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具体化的工具,采用比例原则作为判断标准,以便更好的将其适用在相邻关系之中。

民事活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初探

权利滥用,是指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时,由于过错而给他人造成一定损害的行为。权利滥用具有三个特征:一是以行为人存在一定的权利为前提,这是与普通的侵权行为最主要的区别;二是行使权利的主体有过错,这种过错有故意和过失两种;三是由于该行为给他人造成一定的损害。何谓禁止权利滥用,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认为:“权利人行使权利之本旨,法律上乃加以禁止之谓。”民事主体依法行使权利必然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但是如果主体滥用权利,给他人造成损害,不但不受法律保护,而且还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这就是所谓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论对土地使用权转让中权利滥用的禁止

在我国地产市场流转的只是城镇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地产权人的权利是多层次的、广泛的,对权利滥用禁止性规范也应是广泛的、多角度的、多层次的。保障国有土地使用权与防止国有土地使用权滥用成为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立法的两个主旨。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密切接触者隔离机制实施中的适用——以新冠疫情防控为例

密切接触者隔离是新冠疫情防控的有效防控手段,其实施过程既要保障密切接触者权利,又要防止密切接触者滥用权利,因此讨论二者之间的平衡协调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密切接触者依法享有获取医疗指导救治、获取必要生活资料、个人隐私受保护、不受歧视等合法民事权益,但同时亦出现隐瞒行踪信息、拒绝或脱离隔离、行使权利超过必要限度等权利滥用情形。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隔离机制实施中的理解适用出发,可以通过分析故意或过失、权利行使目的与行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判断密切接触者是否构成滥用权利。在未来的规则建构完善上,可以采用列举方式,明确密切接触者隔离中的权利内容,具体化禁止权利滥用的判断标准,同时坚持以最小侵害方式实施密切接触者隔离机制,加强疫情防控中的监督保护力度,平衡密切接触者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

社会发展中法律的逐渐完善,对于禁止权利滥用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应用也在不断的健全.权利滥用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随着网络社会的迅猛发展,其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可低估.现行经典民法教科书大都在民法基本原则章节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本文主要讲述的是禁止权利滥用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行政合同准用《民法典》规范之基础与规则——以禁止滥用民事权利原则与合同司法解除权为视角

在尚无相关法律明文规定下,行政合同准用《民法典》禁止滥用民事权利原则与合同司法解除权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准用难题。鉴于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核心构成要素即“意思要素”相一致,且民法与行政法各自规范上的诚信原则具有法理相通性,所以皆应以《民法典》诚信原则作为合同履行之根本准则,行政机关行政优益权的行使也应受诚信原则约束。作为诚信原则的延伸即禁止滥用民事权利原则,在行政合同中应予以准用。民事合同中司法解除权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但它的行使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与民事合同一样,行政合同也会面临“合同僵局”。当行政合同相对人一方继续履行行政合同可能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时,可以诉请法院解除合同。这种司法解除权也兼顾了行政机关订立行政合同的目的,故而同样准用行政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