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善意原则”在国际环境权利行使中的适用——以国际环境争端解决为视角

“善意原则”兼具“道义”与“规范”双重属性,支配着国际环境法义务的设立和履行。基于超越国界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频发性,“善意原则”在相关各方的国际环境权利行使方面表现为“禁止环境权利滥用”,强调各方权利与义务间的协调及相关利益冲突的合理平衡。同时,由于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以及为了有效实现国际环境治理的需要,作为一项国际环境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善意原则”广泛适用于国际环境争端解决,要求相关各方合理且善意地行使国际环境权利,通过确立国际环境权利与义务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而确定各国际环境法主体行使其环境权利的界限,使相关各方的环境权益保持合理的平衡,为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庭裁判相关国际环境争端提供价值尺度。

基于环境权利及环境义务视角的垃圾分类绩效评估

上海市实施垃圾分类以来,居委会、物业及居民等主体的环境权利及义务得以进一步确认,对应的制度执行、硬件配置和分类成效工作均取得长足进步。通过垃圾分类绩效评估对分类工作进行复核,发现指标设计与分类成效具有较好的同步性,反映了分类责任人制度下主体的权利义务内容。回归结果认为硬件配置和制度执行是影响垃圾分类成效的主要限制因素,对应居委会和物业有必要对责任人概念进一步明晰细化,同时当小区类型新式、垃圾管理独立、投放点正式、收运正规时,垃圾分类成效更为显著。结果表明基于社区类型和垃圾管理方式差异,分类成效也有所差别,分类责任人制度下的垃圾管理工作针对目前分类管理存在一定自主空间的现状提出因地制宜的管理模式。

中小学校园权利环境现状调查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四个城市中小学校园权利环境现状的调查研究,认为我国中小学校整体的校园权利环境基本令人满意。具体到问卷的五个维度,以"安全的校园环境"最令学生满意,"学习权的维护"最令学生不满意,"尊重多元与个别差异"、"权益维护与权利申诉"以及"友善的校园氛围"分列第二、第三、第四位。从问卷34个问题的结果来看,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尊重学生的发型与服装穿着打扮、不随便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提供多样化图书资料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以及在纪律处分中引入"无错推定"原则,是我国中小学校应特别注意加强和改善的方面。

环京津贫困带的环境权利与义务问题研究

环京津贫困带位于河北省北部与京津接壤地区,是一个承受着环境恶化与经济落后双重压力的大规模贫困地带。从京津冀之间的生态环境与发展关系看,环境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是贫困带形成的重要原因。只有保障环京津贫困带对生态资源享有正当的权利,负有合理的义务,实现京津冀三方环境权利与义务的公正配置,才能为消除环京津贫困带和京津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

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

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同时也是环境保护的目的和手段。公民环境权利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理论关注,而且不少国家的法律做出积极回应。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是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的基本特点,这很不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应当确立公民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并且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公民环境权利应当两条进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

环境权力与权利的重构——论民法与环境法的沟通和协调

市场经济的中国需要符合市场机制的环境法 ,环境权力与环境权利的重构因此而获得了理论与现实的意义 ,环境保护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 ,需要将国家环境权力与公民环境权利相结合的环境法律制度 。

论我国农民环境权利保护的法律援助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仍然十分严重,农民在环境保护中相对于排污者和城市居民而处于双重弱势地位,即使其在司法活动中也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基于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的考虑,急需通过法律援助解决广大农民在环境污染侵害中所遇到的法律纠纷,保障农民环境权益。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现状急需环境污染受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嵌入,同时开展农村环境法律援助是提高农民环境维权能力、解决农民环境维权难题的必然要求。针对农民环境维权能力和行动劣势明显、立法规定不足、法律援助资源缺乏、环境法律援助案件的处理难度大等法律援助困境,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立法规定,加强援助机构设置,增加援助经费,加强宣传教育和司法队伍建设。

也谈环境权利的可诉性

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维护人民环境权益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而环境权利的司法保障是关键,其中环境权利的可诉性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环境权利具有人权属性,应当具备可诉性,且承认环境权利的可诉性对我国环境权利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环境权利可诉性的论证应以环境权利的内在属性与外在条件为起点,通过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逐步推进的方式予以实现。具体而言,立法层面,应以环境权利入宪为目标,通过行政法和诉讼法进一步增强环境权利的可操作性;司法层面,应以环境公益诉讼为突破点,逐步在司法实践中探索环境权利可诉的实现方式。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利益和权利基础

除了具有公共利益的均享性和普惠性外,环境公共利益还具有共同善和自然人独立享受的特征。环境公共利益是一种与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相并列的人之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旨在保障环境权利,预防和救济"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包括基于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提起的环境侵权诉讼,也不应包括以动物为原告的动物权利诉讼。

环境权利的重构——兼论环境生存权与环境发展权及其实现

环境权利是每个人对充分实现其健康和福祉的环境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而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充分性不能仅仅止于不遭受有毒有害污染对生存健康的损害,还应享有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因此,环境权利的主要内容体现为环境生存权与环境发展权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推进环境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需要遵循以下三个新思路:解决环境生存权与环境发展权的优先性问题;确认环境权利实质上是一项个人权利,借以获得来自国家(政府)的相应保障;认同环境权利是一项与义务相结合的权利。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基础与立法完善

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权、公众环境监督权、环境知情权、环境立法参与权、环境影响评价参与权、环境决策参与权和环境诉权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丰厚的权利基础，但我国现行法制对这些权利的规定很不完善，有关环境诉权的规定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为了保障和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发展，我国立法应明确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效力，更加重视公众环境决策参与权的实现，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权利不可让与规则与环境侵权救济

环境权利的初始配置体现了社会价值偏好和对财富分配的优先选择,相应地在解决权利冲突中有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不可让与性规则这三种权利保护规则。基于环境权利的复合性和环境资源的系统性,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在保护与救济环境权利时存在着内生性困境,不可让与规则应该作为环境权利保护和救济的主导性规则。我们应该通过立法明确在转移时会带来高额第三方成本的环境权,以及作为保障公民最低生存福利的环境权利作为不可让与性环境权利,在具体的保护与救济制度上也要体现这种思路。

环境权利与环境诉讼

201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公益诉讼,由此,环境诉讼在民事权益范围内以公益诉讼形式得以表现,环境程序性权利在民事诉讼范围内被设定。随着我国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环境问题已从单纯的行政复议走向诉讼程序。本文通过对环境权利和环境诉讼关系的研究得出环境损害鉴定环境权利理论领域中的空白,是环境诉讼理论的节点。只有突破这一节点,形成环境诉讼证据理论链条,方可激活环境诉讼法律条款,唤醒休眠中的环境诉讼,依法保护环境权利。

论我国环境权利可诉的实现

我国环境权利可诉实现的现状表现为:环境权利纠纷解决诉讼渠道不畅、私权救济方式对环境权利损害救济不足。究其原因,既有因政治问题不可诉形成的政治难点,也有因环境权利立法缺失、宪法司法化不能、具体环境权利实现障碍所形成的法律难点。随着可诉性理论的成熟,将国家行为混同于政治问题的困境将逐渐化解,政治问题的司法化范围将随之扩大。破解环境权利可诉实现的法律难点需要立法理念的提升。在制度设计上,宪法诉讼是我国环境权利可诉实现的根本路径,应通过行政法路径积极推动环境权利的宪法诉讼,同时通过私法有限度的实现环境权利的可诉,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

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是指从权利的角度去考察、理解当代中国的环境治理,推进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从这一角度来看,环境相关权利是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重要的治理工具。所谓环境相关权利,是指环境治理有助于保障的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命权和健康权,以及在环境治理中可以运用到的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等权利。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在理论上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以人为本原则,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方针和取向,在实践上也能够揭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和发展方向,既具有阐释性,也具有建构性。

环境权利司法救济困境及其可诉性问题的提出

环境损害是环境权利受到侵害的一种形态,环境侵权不能涵盖环境损害。通过私法和环境公益诉讼无法实现环境权利损害的充分救济。环境权利司法救济缺乏权利基础。在宪法和法律未对环境权利及其可诉性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权利主体缺乏可以直接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要求性。对环境权利的可诉性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对立观点。应从权利本身出发研究环境权利的可诉性,从权利人的立场重新思考环境权利的可诉性问题,转变可诉性问题的思维模式,改变环境权利可诉性的研究视角,从环境权利可诉性的概念化争论转向环境权利如何裁判这一新任务。

权利视角下的环境公平与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人人都应该能够平等地享有清洁、健康、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不遭受污染环境的伤害。这是环境公平的本质体现,也是公民环境权利的现实要求。政府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履行好环境保护责任,切实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一是明确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建设要求的环境质量目标;二是逐步加大财政转移力度,不断扩大环境公共服务的供给范围,提高支付水平;三是稳步引入市场机制,形成环境公共服务生产者不断发展创新的竞争格局,促使环境公共服务产品质量和效率的不断提升;四是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调整好政府、公众、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定位,构建起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生产者供应于一体的多元化环境公共服务供给新模式。以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保证环境基本质量,保障公民环境权益的实现。

环境司法:公民环境权利制度性保障的应然选择

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的双重属性。从其客观价值面向上讲,课予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相应的环境法律制度的义务,以促使公民环境基本权利的实现。从主观公权利的面向上讲,在权利遭受侵害时,公民有主张救济的权利与途径。在现代法治国家,保障公民环境基本权利的实现为国家的一项基本义务,环境权利制度性保障的建构赋予国家环境立法及环境司法重要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现阶段,急需完善国家环境法律体系,构建合宪性环境法律秩序,探索并建构适合我国当下现实的环境司法秩序,权利保护最终回归到法律治理、制度治理的层面,使公民环境基本权利从"反射利益"转变为"实有权利",从"应然"走向"实然"。"法治"的外在强制性及其内在价值指引性决定了司法在社会治理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权威地位。而环境司法应是"独立"的司法,"能动"的司法,"人人享有接受裁判权利"的司法。

“共同体”范围扩展与环境权利体系——可持续发展研究

探讨了深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基础问题 :主体范围问题、环境权利体系问题。与“人类中心论”认为道德只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同 ,“生态中心论”认为起码应把受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部分自然物与人的关系作为环境道德调整的直接客体 ,人类与这部分自然物构成社会的扩展体——“共同体”。环境权利体系则试图把环境权利内容扩展至生物多样性 ,赋予生物物种生存权利。主体范围和权利内容扩展的目的是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权利体系。

环境权利的法哲学思考

综观国内外学者的论述,法律权利是法律制度的核心概念之一。法律权利的实质、本源及衍生发展的必备要素等问题,成为环境权利法定化的重要依据。生态文明时代,生态环境利益被视为人类社会永久、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环境权利的真正享有成为人文意识、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关注的焦点。作为法律调整的手段和方式,环境权利有其独特的运作机制,是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