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化与去工具化:数字平台公共性的发展异化及矫治

技术赋权的再中心化和治理赤字的补足需求共同催生并发展了数字平台的公共性特征。准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共空间构成数字平台公共性的核心要素。然而,数字平台私利性对其公共性的“驱使”引发滥用公共性的“显性”工具化和诱导个体行为的“隐性”工具化,进而导致经济层面竞争失序与社会层面数字不平等的异化隐忧,实质则是数字平台私权力内在张力之结果。针对该问题,一方面,应当在明确数字平台私利性和公共性共生共进基本关系的基础上,强调衡平二者的现实张力;另一方面,需要健全数字平台的内部治理与外部约束机制,引入准公共承运人的约束性义务。

从教师职业的公共性看教师的权利及其界限

教师职业的公共性源于教育的公共性和学校的公共性,教师权利及其界限的确立应以教师职业的公共性为基本价值。应当在确定不同类型教师法律身份的基础上,依据教师的公务性、专业性特征,具体规定教师不同性质的权利及其限度。

现代教育公共性导致的两个问题——私利性与偶然性的缺失

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公共性,它在现代教育中被无限放大。因此,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教育目的的私利性丧失;二是教育过程的偶然性缺失。私利性的丧失,导致现代教育必然处在公共供给与私利需要的矛盾之中,而偶然性的缺失,必然导致教育内容和现实生活在思维方式上的脱节。这些是造成现代教育中问题丛生的体制原因。

供给侧改革思维下的法律权利意识

把权利融入到供给侧中去思考,能赋予法律权利意识特有的活力与现实性,同时,也能对供给侧进行特定的价值思考。供给侧改革对我们的法律权利意识带来极大的影响。个人权利的社会性进一步突出,权利的个体性与整体性进一步中和与融合;权利的自我保护性与国家保护性更加统一,多种制度体系必将得以建立;同时,权利也体现出公共性与私利性的双面性,公权与私权之间应更加协调;最后,在供给侧改革中,权利与经济活力也是一个一体化命题,经济发展以权利为原始目的,个人权利以经济活力为基础。

教育权利的社会保障

教育权利是人类个体——群体有效公平地参与和行使一定教育行动并获取相应的机会性收益以成人立人达人的基本社会生态资格与权利。教育权利和教育权利主体的强烈自我中心性及其客体的外部公共性之间的基本矛盾,使教育权利具有明显的易嬗变性、受动性、模糊性、脆弱性和易侵权——弃权性等特征,极易成为被扭曲或误解、膨胀或萎缩、抢占或割让的对象,严重危及人类个体——群体有质量地生存、发展与享受等基本人权的实现,全球社会的生态化发展和世界范围内教育短缺与过剩并存、泡沫与缩水共在、扭曲与腐败联手的日益严峻现实,在明白地诉说和验证着教育权利的根本价值、畸形现状和可悲命运,呼唤和要求对教育权利进行有效的社会保障,即建立公民全员根本实体保障、国家法律保障、行政执法保障、社区支撑保障、产业辅助保障、学校专业保障、家庭基础保障和学生自我保障的多元互惠互制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