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及制度创新

社会权利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权利伦理化和权利社会化是社会权利保障形而上的理论基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和提振民权则是社会权利保障的功利基础。未来我国法治发展应当把社会权利保障作为重点,并以平等化、法制化、司法化、社会化等四化建设为导向来创新社会权利保障模式。平等化,就是要从"倒福利"变成"正保障";法制化,就是要从"政策支票"变成"国家责任";司法化,就是要从政府"自我约束"变成"权利救济";社会化,就是要从"行政包揽"变成"合作治理"。

论《民法总则》中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我国《民法总则》第132条正式确立了民事领域中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由于民事主体如何行使权利,完全是依其个人意思决定的,所以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本质上就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但这种限制通过民法宪法化和权利社会化的理论获得其正当性。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一项法律原则,因此有必要分析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

林子力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述评

林子力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市场经济三大阶段论、新价值论、劳动商品性理论和财产权利社会化理论等四个部分，它们分别是对商品生产两个阶段和两种形态的否定、对古典价值学说的更新、对劳动力商品性理论的扬弃和对所有制理论的革命。

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土地发展权是英美法系重要的权利概念。这一权利制度的建构以土地权利的社会化为理念,以平衡土地开发利益为功能,其在实现土地利益公平合理分配、建立良好的土地利用秩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土地发展权的准确含义应当为权利人变更不动产使用用途或提高使用强度,并从中获益或获得补偿的权利,其应当具有公权力与私权的双重属性。尽管我国土地法律权利体系的建构继承了大陆法系的传统,土地发展权并非我国既有的土地权利概念,但是从我国土地管理实践出发,土地发展权在土地征收补偿、基本农田保护、历史建筑保护、自然环境保护、土地规划的制定实施以及确立提高农地生产力请求补偿机制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德治不等于人治

德治与人治历来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因此提倡以德治国,我们首先必须为德治正名,名正言才顺。只有辨清德治与人治二者之间的区别,才有可能就德治的价值、功能、规诫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广泛的共识,从而推动德治的最终实现。

试析土地征收补偿的法律理论基础

土地征收的关键在于补偿,本文运用民法中的私权保护与权利社会化理论和行政法中的行政补偿理论对我国土地征收补偿作出了法律上的理论基础论证,找出了土地征收补偿的法律依据。

环境保护中利益补偿法律机制的研究——权利救济公法化的经济学分析

权利的配置不仅左右收益或成本的转移 ,而且决定收益或成本的高低。因此 ,通过权利配置实现环境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应是环境保护追求的目标。然而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 ,决定了其权利的初始配置应是一种社会化的权利。这种社会化的权利极易诱发私人权利采取“搭便车”行为对其进行侵蚀 ,因此 ,要实现环境资源价值最大化 ,就必须对遭受侵蚀的社会环境权利进行救济。但在此救济过程中 ,由于侵权人和社会环境权利的代理人 (国家 )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如遵循传统私法救济方式 ,容易导致私法救济的“虚位” ,因此 ,需要突破传统权利救济的私法化局限 ,实现权利救济的公法化。

管制性征收抑或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从住宅小区道路公共化谈起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快速进程和我国城市规划理念的变革,"街区制"小区模式将成为我国住宅规划的新趋势。"街区制"小区政策的推行,必将造成传统住宅小区道路的公共化,这属于对小区业主区分所有权的法律限制,其法律性质不应属于财产权社会义务范畴,应构成公法上的管制性征收,因此,要求国家出台法律法规对其予以规制,这样才能实现小区财产权人的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均衡。以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为基础,以法释义学为分析工具,探讨住宅小区道路公共化的正当性基础,厘清管制性征收和财产权社会义务之间的法律边界,证成小区道路公共化的法律属性及其法律补偿。

《土地管理法》修改何以兼顾公与私——兼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第三次征求意见稿)

检视《土地管理法(修正案)》(第三次征求意见稿),虽然不乏亮点,但是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开启的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实践的回应相对谨慎保守,在土地管制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征收范围和程序等诸多层面还存在问题。引致作为公权的土地管理权与私权属性的土地财产权冲突抵牾,公私法益偏移失衡,滞碍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和土地制度改革实践发展,亟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