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权利利益论”的个人信息权证成与构造

公权益与私权益之争、权利说与利益说之辨、何种民事权益之论和实证法规定之语焉不详,使得个人信息法律性质界定充满迷思。个人信息兼备公、私权益属性,属于人格权的一类,是自然人的底线性权益,应通过权利化模式加以保护。以“权利利益论”为权利证立的理论基础,结合实践中的处理活动进行利益衡量,从“存在需要他人采取行动满足的个人信息利益”和“该利益构成要求他人从事某种行动之义务的充足理由”两个维度,可证成多元化个人信息利益为具体权利。基于“利益—权利—义务”的对应模式,个人信息权并非单一权利,其实质为具有动态性的权利簇,基础权利为宪法层面个人信息基本权利,具体权利为私法层面个人信息“本权权利”和“工具性权利”。

“被遗忘”的权利及其要旨——对“被遗忘权”规范性基础的批判性考察

数字时代中的信息储存、获取和处理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为了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保障公民对其个人信息的掌控,多个国家和地区引入“被遗忘权”。被遗忘权固然是实在法意义上的一项“制度性权利”,但从权利规范性基础的角度看,被遗忘权在辩护的层面上是否具有独立性仍存有疑问。一方面,现有被遗忘权的典型案例都能在隐私权的框架下得到充分解说;另一方面,被遗忘权的提倡者未能给出独立且融贯的权利要旨。从权利要旨上看,被遗忘权或许并非独立的“新兴权利”,而只是隐私权、名誉权和收回权等其他权利组成的松散权利簇。从实在权利制度安排来看,由于我国隐私权保护范围的有限性,被遗忘权可以且应当构成一种法律权利层面的“新兴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