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道德权利的否定论及其康德式化解

伴随机器人自主性的不断提高及其与人类社会的深入交互,它们是否拥有权利是智能时代不可避免的问题,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利益论和意志论是权利概念中两种具有代表性且相互竞争的理论,巴斯尔和鲍恩通过对这两种理论的分析,认为机器人难以拥有自我意识,无法成为主体利益的承担者,从而得出机器人无法拥有权利的结论。但机器人意识的可能性在智能技术所具有的巨大潜力背景之下,并未被完全排除;此外,人类也并非全然不能从对机器人进行道德关怀的过程中受益。因此,机器人拥有获得道德权利的可能性,而康德的间接义务思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机器人的道德权利作辩护。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下大学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为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以制度建设助推高等教育现代化,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分别从法律权利、道德权利和习俗权利三个方面,深入分析我国大学权利保障问题。提出的破解策略为:需要明确新时代大学的“王牌”权利,以保障大学自治权;进一步明晰权利与权力、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以准确把握现代大学权利的实质;通过大学章程建设推动建立宪法选择规则,提升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道德权利与公民道德建设

道德权利是公民道德的内在要求,它在公民社会中既是法律权利的基础,又是法律权利的扩展和深化,较之于法律权利,道德权利具有作用范围大、救济手段软、与义务对等等特性。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道德权利的存在,相反,道德权利在公民社会中表现为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权、道德主体的被尊重权、道德行为公正评价权、请求报答权等,这些都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道德权利如何为正当的权利体系奠基

让法律权利趋向道德权利的正当性,并以此明确权利的道德性,是建构具有普遍伦理本质的权利体系的基础环节。道德权利没有使人走向道德善的功能,却是禁止道德恶产生的工具,因为它是人们追求利益的自由,是社会平等的前提和公权力的界限。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异质性的存在,两者应当保持界限。道德权利对法律权利的价值范导以及它与法律权利的互释及其相对界划,使其发挥着为具有伦理普遍性的权利体系奠基的功能。在当今中国,道德权利的现实语境应为平等保护弱势群体的私权,此之为一种公共秩序意义上的正当,即一种人权。

论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亘古恒新的课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权利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法学领域,道德研究很少涉及权利问题。对权利问题的单一性理解及对道德权利的忽视,使我国的道德建设难以跟上社会经济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唯有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着眼,凸显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的价值蕴含关系,方可在立法实践中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加以规范,对新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权利与义务属性与内容予以合理的规定。

市场经济、道德权利与产权伦理

产权伦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基础,是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重要条件;同时,它是人类道德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是基于权利、义务与道德的内在逻辑构建起来的。产权伦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构成一门具有特殊的学科特质、研究方法和理论内容的伦理学学科。

教师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

明晰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是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从"职业教师"向"专业教师"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教师道德从"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转型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从教师劳动的专业特点出发,教师应当享有获得尊重、获得人格尊严保障、获得教学话语表达、获得荣誉和公正评价等道德权利;同时,教师除了履行在社会交往关系中的普通公民的道德义务之外,还应当主动地提升自身的道德人格,自觉地尊重受教育者的发展主体性,不断加强道德自律,增强"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专业道德义务感。

论公益伦理主张的权利——兼论道德权利的含义

道德权利是道德权利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基于人而应当平等享有的,并应由道德来伸张和保障的地位、自由和要求。公益伦理主张的权利主要指公益伦理的客体——弱势群体基于人而享有的,并应当由道德来伸张和保障的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等基本权利。

国内道德权利问题研究综述

道德权利是伦理学研究中一个倍受争议的基础理论问题。经过20多年的理论探索,我国的道德权利问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概括起来,该研究主要包括这样几个焦点问题:道德权利是否存在、是否科学的伦理学范畴,道德权利的内涵,道德权利存在的基础或依据,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道德权利的保障与实现,以及具体领域的道德权利问题。

道德权利的特点探析

道德和法律是调节人的社会关系、规约人的行为选择的两大基本文化形态和规范体系。其共同点之一就是对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加以界定和维系。其不同点是:道德规范大多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主要依靠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发挥作用;而法律则需要国家的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的强制力量加以维系。因此,与法律权利相比较,道德权利具有以下特点:道德权利的产生具有多元性和自发性、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关系具有复杂性和非对应性、道德权利的实现途径具有多重性、道德权利主体具有自择性等。对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区分,有利于正确理解道德权利的基本特点,进而有利于促进对道德权利及其相关问题的准确把握。

医患关系失和与患者道德权利的保护

在分析导致医患关系失和原因的基础上,界定"患者道德权利"内涵,揭示患者道德权利被忽视和遭受侵害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常见原因,结合患者道德权利的特点,提出强化患者权利保护的措施,即转化患者道德权利为制度性权利,提升权利的权威与效力;提高医务人员人文素质及执业能力;创新患者道德权利保护机制。

道德权利:权利化的义务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道德权利问题几乎未被纳入我国政治学、伦理学和法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从80年代中期开始,道德权利问题才逐渐受到伦理学界的关注。道德和法律都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们的共同根据只能是现实的经济关系。道德权利从施行方式上说是为一定的道德体系所认可的、由特殊的道德调控方式所维系的权利,从要求方式上说是索要相应义务的权利。

试论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

人生不仅有道德权利,而且也有道德义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伦理学中两个重要的范畴。它们各自又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精神文明与道德建设中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

道德权利和公正原则

道德权利所体现的是公民之间利益上的"应得",其在利益选择多样性的公民社会面临的实践难题有着复杂性。人们重视权利或者道德权利是因为它的实质在于对人的社会价值和利益的肯定。关注民生关键在于保护公民正当利益或权利,而这种保护的有效性又在于和谐、公正的社会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道德权利与道德教育

缺乏权利保障的道德本身是不道德的,缺乏道德权利的道德教育本身也是不道德的。为适应当代中国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在当前的道德教育中,应该引进传统道德文化中缺乏的道德权利观念,致力于建构一种以尊重个体的道德权利为基础的道德教育。

论道德权利诉求中的司法克制主义——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分析背景

在浙江温岭的"虐童事件"中,针对肇事者颜某侵犯幼童道德权利的虐童行为,一种主张"重判"颜某的司法舆论成了该事件中的倾向性舆论。在权利社会中,道德权利是一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权利形态。在道德权利的"法律化"过程中,我们要警惕道德权利"泛法律化"现象的出现。在司法实践层面,针对道德权利诉求,司法应该保持一种"克制"姿态。在社会纠纷解决的机制层面,对道德权利的实现和保障迫切地需要建构相关的道德权利纠纷解决机制。而在司法与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层面,面对社会舆论当中的道德权利诉求,中国司法要防止陷入到"从‘司法舆论’到‘舆论司法’"的逻辑怪圈当中。

权利的内在道德与做错事的权利

关于做错事之权利的讨论,涉及概念与证成两个方面。如果将权利理解为对自由和主张权的合取,做错事之权利的概念就会面对不融贯批评。但做错事之权利应被视为一项没有自由的主张权,亦即反对他人干涉的主张权。沃尔德伦对该权利的辩护,诉诸某种错误的关于权利与道德的功能分工理论,即权利保护选择,而道德指引选择。这一观点忽视了权利也应该提供内在指引。权利的内在道德解释了权利为何既保护选择,又指引选择,更合理地说明权利与道德的功能分工,但也在权利内部留下了不可消除的规范性裂缝。做错事之权利就寄生在这一裂缝中。做错事之权利是寄生性权利。承认该权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对权利内在道德的损害。

社会诚信制度有效运行的道德基础--公民道德感和道德权利的视角

伴随社会结构的变革、价值体系的转换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中国的社会诚信建设正在由传统的德性诚信转向现代制度诚信。现代社会的诚信制度建设既需要在借鉴西方社会信用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合中国文化传统和国情需要的合理制度,也需要培养公民的道德感和道德权利,夯实道德基础,为社会诚信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道德主体的保障。

公民的道德权利是否可能?——当代政治哲学有关公民不服从基本问题之争论

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不服从是当代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问题。讨论立足于三个问题:公民不服从问题的产生;它在实践中的具体特征;它是不是一项道德权利。现有民主制度的缺陷是公民不服从的理论根源。非暴力和自愿接受惩罚是它的两个重要特征。罗尔斯从契约论出发,主张公民不服从是公民向公共论坛提起申诉的一种道德权利。而法律实证主义者拉兹则主张,在他所说的自由国家里不存在源自一般政治参与权的公民不服从的权利,不服从只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公民不服从可以引起社会的广泛思考,促进政治制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