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公民人身自由权的限缩与保障——以全球性新冠疫情防控社会治理视角分析

自2020年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开始在世界大范围传播,中国采取诸多效果显著的疫情管控措施。与此同时,少部分地区行政机关及其措施执行者为追求疫情防控秩序而无视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政府形象及其社会稳定造成较为恶劣的影响,不利于国家法治秩序、社会和谐稳定。从国家宪法及其相关部门法对人身自由权的保障入手,描述人身自由权的涵义在肯定疫情防控期间限缩人身自由权具有合法性和必要性的同时,限缩与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前提和界限是使其必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保障公民核心权利。公民人身自由权与疫情防控秩序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在探讨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与正当行使公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使两者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对于国家与个人保障公民权利和正当行使公权力都尤为重要。

地理标志正当使用的重释

实务认为《商标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2款“正当使用地理标志”是指使用地理标志地名的说明产地,并衍生出产地规范使用和产地宽松使用两种观点。然而,当地名和特定产品相联系时,特定产品上使用特定地名就必然暗含对地理标志商业声誉的利用。因此,“正当使用地理标志”实际是立法者利益衡量后对地理标志商标权所作的权利限缩,而非《商标法》第59条重述。在符合地理标志使用条件时,生产者可以通过在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的“地名和商品名称”,合法利用地理标志的品质声誉,地理标志行业协会应当尊重生产者的合理使用行为。

浅论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边界问题

日常家事代理制度是婚姻家事领域立法中的传统制度设计,其渊源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随着时代的变迁,该制度在西方国家的立法中顺应社会基础的变化发展出了新的内容,我国也参考德国、瑞士的立法经验建立起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然而就历史与学理的角度而言,该制度过去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已失、适用的边界也有待进一步明确。综合比较法上的相关经验,在未来的立法工作中,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日常家事”的概念进行明确并设置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扩张与限缩条款是解决前述问题的可行路径。

大数据智能时代随身码的行政法地位研究

随身码是伴随着疫情防控需要产生的,然而,在大数据时代其使用日益泛化,逐渐发展成为行政执法中的重要手段。在交通管制、特种行业管理、入职管理、公共活动管理、餐饮管理中都涉及到随身码的使用。这必然会限缩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如自主选择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行动自由权、参与权等。为此,随身码必须走法治化之路,应当通过有效的行政法规范对随身码的使用予以规制。即通过制定随身码的行政法规范来完善随身码的使用程序、限制随身码的存在空间、公示随身码查验的主体资格、提高随身码的技术含量,使之不致游离于行政法规范之外,从而成为行政法治的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