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权力的理论谱系

权力本质上是一种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从人类社会生产史角度审视,权力并非起源于国家,而是源自具备开展社会生活,实现组织意志和组织技术的社会共同体。从作用机制看,权力不是由实施权力的意愿决定的,而是由实施权力的机制和能力决定的。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摆脱“亚人类”状态的人类社会开始建立有组织的生产模式,依靠稳定的空间建构、社会合作、有效支配,建构集体性社会协作和结构性的权力网络。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权力国家化和合法垄断权力的过程。数字权力基于源代码、算法运行的计算网络、作为算法决策基础的大数据,在数字化决策能力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权力形态。这种权力形态强化了权力的网络力量,提升了权力的行动力量,濡化了权力的强制力量,造成一种“超越国家”的理论假象。数字权力并未改变权力的国家属性,但拓展了权力的实施空间,造成了国家对数字社会的技术依赖,将从根本上重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算法权力及其规制

依托框架优势、机器优势和嵌入优势的全新算法,将会随着数字平台的搭建、数据资源的挖掘、“人–机”交互的设计,由单纯的计算工具向事务运行规则转变,进而演变为教育数字化转型中不容回避的权力议题。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算法权力既有益于管理风险、规范行为和辅助决策,也可能由于自身的局限以及它与教育之间的冲突,导致教育的风险异化、行为降格和决策失衡。要将算法权力规制到安全、可靠的“笼子”之中,除借助算法目标的教育审查、算法设计的教育解释、算法运行的教育监管、算法应用的教育鉴别、算法信息的教育备案、算法责任的教育认定,以构建从背景、过程到结果的规范机制;还应诉诸教育之于算法的祛魅、平衡与扬弃,以凸显“入乎其内却又出乎其外”的制衡思想。

“媒介自延伸”:人机交互中知识权力话语模式变迁及潜在风险

以ChatGPT4.0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打破千百年来人类的话语主体地位,更冲出以人为本的“媒介即延伸”发展轴线,转向以媒介自我能力延伸的“媒介自延伸”之轨,人类知识权力话语模式的主体、特征以及权力关系受到巨大冲击。在梳理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同媒介时代权力话语模式变迁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人机交互权力话语模式与特征进行分析,发现算法规制下的智能话语或将人类话语引入范式化与平庸化,造成机器知识内容权力宣示、庸语驱逐俗语以及情感话语蛊惑方面的潜在风险,需从个体“算法启蒙”及社会规制层面采取必要举措并进行反思。

法律权力概念辩疑

权力是法律主体通过实施法律所规定宣告式言语行为、从而产生法律地位的资格,这里的法律地位与宣告式言语行为所包含的意愿相一致。法律权力概念具有普遍性,并非是由公法所专享的概念。法律权力既可以改变法律主体自身的法律地位,也可以改变他人的法律地位,且不以他人的同意为必要条件。法律权力具有构成性,它的核心在于使得行为人的意愿产生与之一致的法律地位,而不在于对行为人表达该意愿的行为加以规制。法律权力即便有时可以作为法律权利的构成因素,也不能将之视为法律权利的特殊形态,两者的内涵具有明显的差别。

大学二级学院的权力结构及其配置路径——基于资源的教育依附性的视角

资源是大学二级学院权力结构和权力配置的逻辑起点,大学的资源除了具有自身的专属特性外,还蕴含着一定的教育性,不同资源的教育依附性各不相同。大学二级学院的权力结构是以政治权力为轴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相互平行、运行方向相反、权力强度反向加强的双螺旋结构。从权力的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的维度,本文提出,大学与二级学院的权力配置应该遵循战略合作与协议授权原则,二级学院内部的权力配置应该是以学术性权力为核心的一系列同心圆决策模式。

高校学术权力的异化表征与归正路径

学术权力既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组织的基础权力。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学术权力的异化现象较为严重,这种异化的负向力量会降低公众对于学术权力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高校治学管理和学术研究顺利运行。高校学术权力异化主要表现在高校学术权力主体异化、高校学术权力活动异化、高校学术权力配置异化及高校学术权力监督异化等方面,高校学术主体道德失范、政府过多干预高校学术管理、高校学术权力行政化色彩和高校学术权力法律地位缺乏独立是造成高校学术权力异化的主要归因。回归高校学术权力的本真要义,应进一步规范高校学术权力主体行为、明确高校学术权力运行规则、协调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及健全高校学术权力监督机制。

高校权力问题的外部性分析及其规制策略研究

高校权力问题及其规制是大学治理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为揭示和阐明高校权力问题的基本规律与底层逻辑,将经典的外部性理论引入大学治理情境,提出并建构了集叙事和诊断于一体的高校权力问题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认为,权力负外部性影响了高校办学资源使用效益、降低了大学治理效能,是引发高校权力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了有效规制高校权力问题,需要构建高校党委权威领导下的跨权力协调机制。基于OECD提出的跨权力协调分类方法,结合我国大学治理实际与权力外部性分析,将党委权威领导下的跨权力协调机制丰富为一致性机制、结构性机制、程序性机制和补偿性机制四个组成部分。

融合大数据的校园公权力监督机制研究与模型构建

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了一种校园公权力监督模型(CPASM),旨在提升教育资源配置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以及优化教学与行政决策。利用案例分析法,聚焦于A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探讨了大数据在财务管理、教学质量评估和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应用。CPASM模型结合时间序列分析和外部因素分析,应用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ARIMA)模型处理数据,同时将校园公权力动态变化纳入考量。CPASM模型的拟合与验证结果表明,其预测的均方误差(MSE)、均方根误差(RMSE)较低,确定系数(R^(2))接近1,准确地描绘了财务趋势,有助于管理层进行财务规划和资源配置。

权力、资本的碎化与尺度修复:城镇开发边界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文章从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的视角审视中国城市增长主义下的空间增长逻辑,为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提供理论认知与实践建议。研究发现:(1)央地间的用途管制冲突、市辖区间的经济发展机会争夺造成规划增量空间大规模碎片状分散;(2)资本再地域化的空间需求与城镇开发边界的空间供给错配,资本避险引发空间治理危机;(3)城镇开发边界通过尺度上移、尺度外移的方式实现资本积累的尺度修复。文章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理解城市空间增长内在逻辑与城镇开发边界的内涵,对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权力技术与主体建构:学前体育的社会学解释框架

学前体育是“幼有所育”“幼有优育”的重要内容与形式,对学前体育政策工具与主体实践的理解是认识学前体育本质内涵与价值指向的重要逻辑起点。借助福柯的权力谱系分析学前体育作为一项“权力技术”如何实现自身成为学前教育的日常化活动,同时论证作为学前体育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幼儿如何借助“自我技术”实现自身主体的建构,以说明学前体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终极价值取向是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认为,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学前体育要遵循提升政策引导力、提升科研助推力和提升师资培养力的发展路径。

大学学科治理中的权力运行:现实困境与机制超越

权力运行是大学学科治理的核心议题,其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互混淆、渗透问题被长期关切,然而治理效果有限。以博弈论为基础构建以“局中人-策略-利益”为核心要素的分析框架,尝试新思路求解老问题。研究发现,权力双方通过收益和成本的评估差值而作出自利最大化策略,欠缺对大学学科治理整体利益考量,因而导致利益争夺的局中人困境、决策变更的策略困境、格局失衡的利益困境。为更好突破困境,引导权力良序运行,需要构建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共生机制破解局中人困境,构建基于小数据矩阵的理性决策机制破解策略困境,强化目标管理通过调适决策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破解利益困境。

算法权力在治理体系中的产生与规制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算法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规则并影响了整个治理体系的运转逻辑。算法在治理体系中的嵌入实质上是一种与制度相互型构的过程,算法强化行政组织的决策权和执行权、推动平台权力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行政人员职能替代的同时,既有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也塑造了算法官僚这种新的组织形态,并形成了算法权力这种新的权力形态。这种权力算法化的运转逻辑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在权力配置、运转等方面引入了新的治理风险,可以基于权力理论从制度制约、伦理制约、权力制约和权利制约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规制。

大学儒学组织的运行与演变逻辑——基于大学学科发展的权力-资源理论的实证研究

借鉴克拉克的学术权力理论,选取15家大学儒学组织,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学科与学科组织的发展需要资源这一事实,以学科资源定义权力和权力主体,界定掌握学科资源的政府、院校、教师、社会四类权力主体,揭示影响大学儒学组织发展的基础逻辑。结果表明,政府-院校-教师之间呈现明显的权力等级结构,儒学组织所拥有的学科资源与其结构-功能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权力主体通过配置自己所掌控的学科资源,将学科资源投入儒学组织,决定了儒学组织的发展阶段。

不对等权力结构下竞争性闭环供应链的回收模式选择均衡

针对两条具有不对等权力的竞争性闭环供应链,其中双链制造商均可选择己方回收(M模式)、委托零售商回收(R模式)或第三方回收(T模式)的3种模式之一,首先建立和求解博弈模型得到9种可能回收组合下的均衡解、成员利润和链利润,然后基于不同组合的比较推导双链回收模式选择的均衡策略,最后分析均衡组合的Pareto效率。结论表明:①主从链博弈存在“后动优势”现象,特别当从链回收者的回收效率不劣于主链时,从链的各项运营指标完全优于主链;②当从链回收模式任意给定时,无论双链竞争强度如何,主链制造商选择R模式对己方、零售商和整条链最有利;当主链回收模式给定时,随着竞争加剧,M模式、R模式和T模式将依次成为从链制造商和整条从链的最优选择;③RR、RM和RT三种组合均可能是双链的回收模式选择均衡,但在某些条件下RR和RM会陷入低效的囚徒困境。

空间赛维坦与空间赛托邦:ChatGPT时代的权力悖论

通过引入空间视角,探索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权力格局所产生的悖谬式影响。一方面,ChatGPT等技术促进了资本的狂飙与空间剥夺,建构起国家意识形态下的空间霸权,催生速度化的空间帝国主义,最终形成极权式的“空间赛维坦”。另一方面,在各行为体的良性管控下,在国家层面,ChatGPT等技术能够促进空间的扁平化与协商化、科层制政府的韧性化与国家自主性的弥散;在全球层面,通过促进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平等协商,ChatGPT有助于建构“全球空间在场”,最终形成协商化的“空间赛托邦”。权力自身具有中心化的倾向,人类需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变革“空间赛维坦”,驶向“空间赛托邦”,从而将“权力悖论”转变为“权力向善”。

权力与价值的博弈:国际传播战略模型研究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竞争持续深入的当下,国际传播成为各国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一极。与传统意义上以大众媒介为主要场域不同,广义国际传播包括主体和对象之间一切因为互动引发的信息交换行为,深刻作用于参与者的国际权力地位和文明影响能力。因此,国际传播战略制定的意义重大,必须反映国际竞争的全局性、系统性和长期性。基于此,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出发,将国家综合实力与广义文化近似程度确定为国际传播战略模型(受众矩阵)的横纵坐标,从而区隔出四个象限,各自衍生出一种国际传播战略。首先是综合实力强、广义文化相近的“同源与责任战略”,强调和突出国际传播主体与对象同文同种的“自我认同”,渲染强大前者在同文化圈领导或核心的负责任国家形象;其次是综合实力强、广义文化相异的“标杆与说服战略”,即文化相异、综合实力较强的国际传播主体应努力跨越文化鸿沟,示范和说服国际传播对象明确认识和接受这一事实并开展建设性交流和实质性合作;再次是综合实力弱、广义文化相近的“共情与跟随战略”,也就是在“同文化、弱实力”比较条件下,主体通过国际传播强调双方广义文化近似程度并清晰表达“跟随”战略意图,引发受众共情效应,从而最大化保护国家安全和其他重要利益;最后是综合实力弱、广义文化相异的“互利与展演战略”,即以普世性利益为交流合作切入点、以不同文化共鸣之处为展演,弱势方通过国际传播使强势方认可其国家形象并接受合作诚意。

医疗技术的资本化及其权力扩张与规制

技术、资本、权力并非具有天然的联系,但借助市场无形之手,三者成为相互关联并催化助生的存在。在医疗领域,由于人的生存欲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医疗技术的资本化及其权力扩张呈现出更加明显和强烈的多样化趋势,致使价值增殖成为技术资本的目标指向,医疗活动被技术权力所控制,人的生命和身体被技术资本所侵蚀。节制人的技术欲望、固守技术的伦理底线、秉承技术共享的价值理念,是消解医疗技术资本权力扩张的理性选择。

党“管”数据:基于政企数据权力演化的治理逻辑

数据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党“管”数据则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而在数据资源的流动下发生着数据权力的动态演化,存在政企主体数据发展优势表现不同,且需平衡少数大型企业依托政府数据资源优势异化形成数据权力的利弊影响,呈现出党“管”数据的需求。基于此,本文将从静态视角和动态视角分析政企主体间数据权力的形成和异化,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别阐释党“管”数据的必要逻辑,进而探讨中国特色治理模式下党“管”数据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党“管”数据是制度优势、组织架构和安全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规制政企数据权力动态异化的必然选择,并凝练出“1+4”治理路径,推进实现善治目标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权力结构视域下的国家与村庄善治——以J省J市一个城郊村庄为例

国家是村庄治理权力结构中的关键一环,是保障村庄善治的重要力量。在城乡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村庄经济功能弱化,精英流失导致村庄权力主体弱化,行政村之下的自然村出现权力结构失衡与治理失序的内卷化现象。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2019年在全国迅速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有效震慑了农村黑恶势力。实践证明,从国家与村庄的关系而论,国家权力下沉,通过公权力介入与规制监督,可以引导村庄实现善治,促进基层社会更加公平正义。

权力视角下民族节庆空间重构过程研究:以侗族喊天节为例

以民族节庆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文章以侗族喊天节为研究对象,基于权力视角构建了民族旅游节庆空间建构的理论框架,并通过长时序田野调查全面刻画节庆旅游化过程中节庆空间重构的过程及特征。研究发现,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诉求和文旅深度融合的趋势下,侗寨喊天节经历了复杂的人-人互动、人-地互动的动态发展过程。具体而言:(1)节庆空间是节庆权力主体互动关系造就的空间,节庆空间重构的本质是人-人、人-空间在权力场域下对互动秩序不断调适和重构的过程;(2)节庆主体之间通过权力合作→权力支配→权力共有与激励等权力流动方式,形成了传统的单核权力结构→制度与传统互构的双核权力结构→单核多主体权力结构,重构着节庆内容和节庆空间的秩序;(3)以喊天节为代表的民族节庆由此呈现出“封闭神圣的仪式空间→舞台化的展演空间→复合的旅游空间”的空间表征变迁特征,以及由集聚到拓展再到蔓延的空间结构变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