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权力下移与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以当前我国扩权强县政策为中心的研究

为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和治理方式。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将行政审批权力下移,施行扩权强县政策。但由于现行政府层级管理中存在着体制性与结构性问题,如省级政府制度供给不健全、县域公共管理基础薄弱等,使扩权强县政策真正落实遇到困难。这就需要重新考虑行政区划与政府机构的设置,不断探索县域新型财政体制的构建和各级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在分权与赋权结合的基础上理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步下放行政审批权,以促进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

高校管理权力下移的三重审视

高校管理权力下移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以院建校"的新管理体制,其逻辑本质是促进高校整体的合作和管理能力的整体优化。在改革实践中,这种新管理体制会增大院系的自主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因此,院系的决策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成为高校管理权力下移实践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立足于改革的逻辑本质,促进高校学术共同体中学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建构校院合作管理模式是应对问题的基本思路。

权力下移:“共享经济”下打造“共享媒体”

近几年,世界变化风起云涌,依托科技的快速发展,共享经济应运而生,这一促进资源合理配置、降本增效、实现多赢的商业模式势必给社会带来重大变革,为媒体行业带来一阵共享之风,社会闲置资源的再次分配亦会影响到传媒空间的权力结构重组,伴随民主、自由、开放、多元的思想氛围空前解放,深度融合的共享媒体也将呈现权力下移的趋势。

权力下移:国外校本管理的核心理念

校本管理是一种新的教育管理模式,在西方教育管理领域影响很大。校本管理的核心是权力下移,它包括财政预算、人事聘任、课程设置以及教育决策方面权力的下放。

微信自出版的创新与演进分析

微信自出版是新型数字出版业态,引起了出版结构的变化:出版的门槛与边界被消除,出版主体和用户可直接互动。微信自出版的演进趋势,一直处于出版结构与普通出版者之间的动态冲突之中,传播技术扩张与出版权力下移并进,普通新媒介用户获得主体性。尽管微信自出版目前还未处于出版场域中的支配极,将来却有可能重构移动出版的位置空间。

清代械斗治理与地方社会权势转移——以闽粤侨乡为例

有清一代,械斗成为困扰闽粤侨乡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以往械斗治理的研究对历时性关注不够。康熙、雍正及乾隆早期,清廷对于械斗的治理往往是依靠地方官的"勉励整饬",朝廷对械斗的实际情形所知不多。乾隆中期以后,皇帝本人对闽粤侨乡和械斗治理有了深刻洞见,械斗治理措施日趋完备。乾隆五十四年以后,械斗更频繁发生,地方官无可奈何。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的统治格局被打乱,械斗治理由依靠强化基层组织转移到了依靠地方绅士上来,这致使械斗治理无果而终。

“以院建校”管理体制的学理探讨——结合剑桥大学的学院制分析

高校管理权力下移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建构新管理体制的尝试,这一改革举措包含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其目标是建构"以院建校"的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是拨款、放权、给责、增效,但改革并不必然形成和确立有效的新管理体制。历史悠久的剑桥大学是"学院制"传统且典型的代表,基于传统特色而形成的优势对这一改革有参照作用。在改革过程中,权力下移模式的选择、"多中心"形成的院系竞争、校级权力作用的效度和院系决策的整体有效性等等,是建构有效的"以院建校"体制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是建立分工明确的校院责任结构、有效的对话沟通机制和整体性的合作决策模式。

毒药抑或良药?——浅谈泰国教师绩效评估中的弊病

文章将焦点放在泰国教育部开展的国家教师绩效评估系统上，分析了当前在泰国教师绩效评估系统中要出现的三种问题，希望通过对这些弊病的分析找出症结所在。

毒药抑或良药?——浅谈泰国教师绩效评估中的弊病

本文将焦点放在泰国教育部开展的国家教师绩效评估系统上,分析了当前在泰国教师绩效评估系统中主要出现的三种问题,希望通过对这些弊病的分析找出症结所在。

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探讨——基于浙北杨汛桥镇试点的调研分析

税费改革后,乡镇治理出现"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现象。破解此种困境,亟需解决三大难题:一是事在镇(街)与权在区(县)的矛盾,镇(街)"单薄"的管理职权与"繁重"的工作任务不匹配。二是镇(街)统筹协调与部门派驻机构的矛盾,条块分割,难以形成工作合力。三是基层政府希望通过职能的扩张来处理新问题和解决某些不足之处,难以科学有效配置行政资源。对此,浙江大力推进"四个平台"建设,力图破解镇(街)"权小责大"的难题。"四个平台"让基层治理更接地气,有效增强了镇(街道)工作的自主性,但在推进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局限性,还存在关联性体制"板结""条块"关系矛盾、治理模式单一、治理思维刚性等问题。结合上海、杭州、宁波、衢州等地的经验做法,下一步推进"四个平台"建设,应该构建"协同政府",成立"四个平台"管理局,采用多元社会治理,转变治理理念等。

西方校本管理理论的引入及其执行策略分析

校本管理作为学校提高自我管理水平的一种系统管理模式,在发达国家已经运行了20多年,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近年来很多地区也进行了校本管理的实践和探索,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譬如,当前理论界对校本管理内涵及意义的理解还未达成统一、校本管理在实践中还缺乏制度保障、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着盲动性和功利性等等,因此,需要不断地在执行策略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完善。

论政权基础的人民性——以四川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的功用为分析对象

一个新政权的确立,并非简单的机构更替,更是一种中央到地方的全面权力接管,甚至是更进一步的权力渗透。土改运动中的农民协会帮助新政权实现了权力下移、秩序确立以及基层权力的相互制衡,其提供的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条件,为整个新政权提供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确立的可能,并最终确立起了民主主义政府的权威。

社区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与对策

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和基础,与社会各方面联系最为密切,它既是社会问题反映最敏感、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安定社会以造福于民的重要阵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轨变型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已成为城市工作重心。而充分发掘和利用社区资源。努力发展社区经济。

曾国藩为何终生不保至交好友

晚清末年,权力下移督抚,作为军事统帅、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享有此前地方大员从未有过的权力,他常常舍出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得其保举的官员多达上千人。然而,终其一生未曾保荐过两位至亲好友:一个叫刘蓉,一个叫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