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外部性产品在供应链上下游权力不对等情况下的定价策略研究

针对具有网络外部性产品定价策略,着重考虑供应链上下游权力不对等的特点,建立了基于网络外部性的基本模型,分析比较了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及供应链内部同时进行的Nash、Stackelberg二维博弈的均衡情况和均衡解。研究表明:(1)在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特点时,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总是能够运用自身的权力使得供应链整体利润最优,让被主导企业只能获得基本利润,而自己获得供应链的所有剩余利润;(2)无论是对单条供应链还是整个行业来说,其利润并不总是网络外部性强度系数的增函数;(3)在提高供应链产品质量的同时,维持或减小与对方供应链产品质量的差距,能有效提高消费者福利并改善行业运行状况。

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林语堂译作《老残游记》

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其锋利的文化政治批评契合了现代翻译研究的文化政治转向,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加多元和广阔的研究视角。具有独特西方文化身份和价值观,有着浓厚自我东方主义思维的中国翻译家林语堂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对《老残游记》的英译本进行了文化霸权的操控,包括在人物形象、写景状物、叙事模式、修辞和语言符号中等进行了相应的文化形象的变形,这正彰显了当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与弱势的东方文化碰撞时,"翻译,作为一种实践,在殖民主义操纵下的不对称关系中得以成形"。

权力不对称性与批评性语篇研究——伦敦奥运会中案例分析

本文采用R uth W odak提出的语篇—历史分析(D H A)为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对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选手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决赛金牌得而复失后,中国自行车队向奥组委发出的申诉书和国际自行车联盟(U C I)在事件后下发的相关通告等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旨在揭示上述语篇中的权力不对称性及其表现形式,以提升人们在语篇中保护权力的意识。

伦敦奥运语篇中的权力不对称性分析——以叶诗文夺冠后被质疑事件为例

本文运用Ruth Wodak提出的语篇——历史分析方法(DHA),对伦敦奥运会上中国泳将叶诗文夺冠后的新闻发布会中外国记者与叶诗文有关对话、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主播评论和评论事件后其做出的官方声明以及英国学术期刊《自然》相关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旨在揭示上述语篇中的权力不对称性及其表现形式,以提升人们的批评意识。

权力不对称性与批评性语篇研究——以电视剧《外科风云》为例

维也纳学派代表露丝·沃达克(Ruth Wodak)提出的语篇-历史分析方法(DHA)是对批评性语篇进行分析的重要手段之一。《外科风云》作为近年来反响较为热烈的国产医疗剧,其中的部分人物对话体现了权力不对称性。利用语篇-历史分析方法中关于语言与权力关系的论述对其进行批评性分析,能够找出语篇中体现权力不对称性的语句,引发公众对语篇与权力关系的思考。

从司法过程中的话语权看法律语言与司法正义的互动关系

以国内外语言学家对警局询问和法庭审理所转写的材料为依据,分析司法过程中话语双方权力上的不对等在话语方面的具体表现。由于司法过程中交际双方的身份和地位存在差异,法官、警察、公诉人、律师等权势方的交际风格通常是强势风格,而证人、原告、被告等非权势一方的交际风格则为弱势风格。前者通过打断后者的话语、将提问方式限制于"是—否"选言问答、对后者的话语进行大量的诠释等手段,控制话轮和主题,进而干预司法宗旨的实现。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的规制,为双方提供一定的语言学知识培训,以促进司法正义的实现。

谁在主宰庭审中的话语权?——以美剧《波士顿法律》中的打断现象为例

本文以美国电视剧《波士顿法律》中五场民事审判案的视频录音的转写语料为基础,对庭审话语互动中一方"打断"另一方的类型和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梳理,进而从批评话语分析这一理论视角,对庭审话语互动中话语权的分配进行了剖析。由于在庭审"问—答"互动过程中,参与者会在潜意识中体验各自的角色定位,继而形成了以法官、律师为代表的话语强势方和以原告、被告、证人为主的话语弱势方。尽管弱势方偶尔可运用打断模式进行反控制与反干预,但强势方往往依其职权而采用不同的打断模式以控制后者的话轮,从而凸显话语各方话语权的不对等,进而影响司法的公正性。本文拟为庭审参与者提供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期对法律工作者的出庭能力和司法审判质量的提高有一定启示。

政治语篇中权力不对称性的批评性分析

本文采用批评性语篇分析(CDA)为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对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总统布什的有关讲话进行个案研究,试图寻找出掩饰政治语篇中明显的权力不对称性的途径,指出认识语言与权力之间潜在关系的重要性。

患者维权的行动逻辑: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医疗纠纷属于现代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但行动者的维权行动却并非限于法律手段,而是会使用各种抗争方式。医患双方在知识占用、资源能力和组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患者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在无法有效平衡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的前提下,地方权力网络对纠纷处理的影响,一方面使得患者对专业鉴定存在结构性不信任,同时也为患者的抗争或者"闹"提供了机会;抗争激活了"高情境的法律文化",反过来也强化了个体抗争。与此同时,抗争也成为打破地方权力网络的有利武器。因此,患者行动就体现为行动者在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突破地方权力关系网络,激活并利用高情境法律文化进行抗争的过程。

廉政制度的历史阶段与中国特色国家廉政体系的建构

我国现在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形势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历史时期,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但是党和国家在廉政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比较有效地遏制了腐败迅速蔓延的势头。廉政制度建设不仅减少了腐败滋生的土壤,也促进了党和国家基本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