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在权力专断与投票解决之间

在利益和价值高度分化的当代社会中,协商是一种力图实现平衡的策略,它通过唤起和保障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努力在公共生活领域促成这样的良善局面:一方面,弥补以投票为核心的既有民主过程的不足;另一方面,防范由权力和金钱左右政策结果的弊端。因此,协商既是彰显公民道德信念的过程,又是人们表达自己愿望和利益的途径。

自主性权力的基层生成与特征分析——基于H县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案例研究

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形势下,数量庞大的乡镇政府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中举足轻重,各界开始在政策制定和学术讨论中运用“乡镇治理现代化”理念来探索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国家自主性权力与乡镇治理具有必然的逻辑耦合。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国家自上而下的“专断性权力”的战略部署与地方自下而上的“基础性权力”的因地制宜双向奔赴、交织合一,共同塑造自主性权力在基层的生成图景,在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身上显现崭新的内在实质、外在表象和演化路径。H县作为全国试点县,通过推进公共服务均等覆盖来促进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优化,通过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来促进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释放,通过推动公共服务信息化来促进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延伸,通过夯实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来强化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保障。以H县为例探求乡镇治理表象背后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变迁演进的隐藏脉络,可为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提供理论分析和现实路径。

专断性权力同建制性权力的博弈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基于人民公社时期公共食堂存废的考量

人民公社时期公共食堂存废的历史,演绎着专断性权力与建制性权力不同的治理绩效:即兴办时命令与强迫执行中的抱怨和不满以及解散时国家与民众互动中的激动和欢欣。考察公共食堂相关决策中的不同权力运行模式及影响,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达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基础性权力:现代国家的标识——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政治理论透视与解释

基础性权力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一个重要标识,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基础性权力建设至关重要,对其进行理论阐释亦不可或缺。国家基础性权力是国家能够实际穿透市民社会、并依靠后勤支持在其统治的疆域内实施政治决策的能力。它的基础条件是理性官僚体系和工业文明下的技术条件;其运转方式是国家与社会多元行动者的协作;其存在形态是以国家与社会多元行动者协作为核心的制度化;公共性是其价值取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矛盾深刻、复杂、多发的大国而言,基础性权力的建设在现阶段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制度建设。为此,必须注重制度建设中对国家代理人行为嵌入社会治理的规范,对社会行动者参与国家治理不仅要有所规范更要有所保障,同时要注重维持一种行之有效的、常态化的国家与社会协作模式。

我国国家治理价值追求的三重审视

我国国家治理由于自身的性质及基本国情所决定,具有国家治理的一般价值追求,更具有自身的特殊价值追求,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其直接价值追求;推进社会和谐运转,人民安居乐业是其基本价值追求;自觉推动国家权力逐步向社会和公众回归是其根本价值追求。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深刻反映出我国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和鲜明特色。

国家自主性视野下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当前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在对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进行梳理和评析的基础上,试图从本质属性、涉及领域、具体内容等方面重新阐释,运用国家自主性理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主张建立有限合理的国家自主性,并提出抑制专断性权力,增强基础性权力和建立"中性政府"三条实践路径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教育的正当性——哈耶克教育观述评

哈耶克以自由秩序原理为基础阐述了教育的价值、功能以及教育制度等问题,形成了以教育的正当性为根本诉求的教育观,着重探讨公共教育管理中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其教育观对我国当下的教育改革与教育政策具有重要的启发。

强国家与强社会之整合——对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些思考

市民社会理论探究了国家与社会两个不同领域所具有的不同运行规则和相互关系。现有的研究认为存在着四种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即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国家-强社会。但对中国社会来说，第四种模式无异是最为理想的模式。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探讨了这种模式的可能性，并认为通过区分国家权力中的“专断权力”和“基础权力”，可以实现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整合。

算法之治:法治的另一种可能性?

伴随算法对人类生活普遍而广泛的影响,一种“算法的统治”开始成为事实。问题是,算法的统治符合法治的要求吗?对此,应依据法治的具体要求来逐一检验算法之治的两种具体类型:代码驱动型与数据驱动型。如果仅将法治理解为富勒所提出的八项形式条件,那么,至少代码驱动型的算法之治的确会满足这些条件。即使附加上限制专断统治的新条件,代码驱动型的算法之治也至少在形式上满足法治的要求。不过,以上这些都不是对法治最准确的理解。如果指引行动是法治的核心内容,那么,它会要求法治由字面意义的“法律的统治”转变成“法律是唯一统治者”这种确切含义。如此一来,所有类型的算法之治都不是具体的法治,也不满足法治的要求,而是法治的拘束对象。

君主与化身的奥秘：从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出发

孔飞力的《叫魂》尝试回答了中华帝国专制统治之动力问题,但却未留意到其中的时间性维度与文法学问题。本文在阐释国家过程与权力时间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在专断权力时间中,君主既是国家的化身,也是政治的化身,能够对诸官僚施以私仆化的作用,而在常规权力时间中,诸官僚通过团伙化来实现将君主"去化身"的可能。将这样的化身理论放置在中西方历史上君主化身的案例比较的语境下,能够看出叫魂案中的弘历化身在其类型学与后果效应上既具有共性,也有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