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利益要素与权力互动的思考

国家利益的内涵必须与外部关系直接有关,它涉及到领土完整、民族生存、国家荣誉和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9·11”的发生,国家利益更多地超越了主权与领土限制,其边界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与发展余地,其目标和内容也在不断更新。一种超越平等主权准则,并以新帝国统治为基础的国家利益概念正在成为霸权国家的新理论依据。由于不同大国感觉到的威胁程度不一样,利益和权力所受到的挑战的范围不同,其内部政治需求的差异,造成了一些大国产生名义上的最高等级国家利益和实际迫切追求的国家利益的不一致。大国的利益有其排他性、兼容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权力是大国国家利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大国追求的外交目标。利益与权力是相伴相随,互不分离;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的,即利益本身就有权力的内涵,而权力就是一种利益。

权力互动视角下的政府网络信息公开——基于对省级政府网络理政能力的实证分析

[目的/意义]信息就是权力,信息公开对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互动有着重要意义。该文视网络信息公开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置于舆论新格局的现实背景中。[方法/过程]依托"省级政府网络理政能力评估"这一实证研究结果,透过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互动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框架,分析省级政府网络信息公开的现状。[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省级政府网络信息公开的效率不断提升而在民主层面上的互动、服务、分权、参与、监督等较为稀缺,而且还存在较为普遍的"信息孤岛"现象。该文探讨了这一难以相容于舆论新格局的现象和问题,认为政府网络信息公开的目标是互动和服务,并提出了改善现状的具体建议。

村庄场域中的三重权力互动与取消农业税前后的“乡村干部利益群体”

"乡镇干部—村干部—村民"三重权力互动分析框架能够更为清晰地揭示"乡村干部利益群体"内部所具有的非正式结构的特点。取消农业税前,在税费征收过程中,乡村干部因为相互需要形成了一个"乡村干部利益群体",这一群体的运作机制呈现出非正式规则以正式规则的姿态运作而正式规则却非正式运作的特点。取消农业税后,这一群体并未随农业税的取消而自行瓦解,而是表现出强大的自我再生能力。

乡村权力互动实证研究——以鄂西黄村为个案

随着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我国村民自治建设进入了规范化阶段,乡村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也得以确认。但现实生活中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仍然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交织状态。作者以鄂西黄村的实地调查来了解当前乡村权力的真实现状。

城市社区治理中权力互动的困境分析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依旧存在明显的问题,社区建设、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矛盾方面依旧需要进一步解决。关于上述多种问题,笔者研究与分析认为,主要由于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主体存在不同的问题,例如: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治理主体不同。此外,由于互动机制存在一定问题,从而导致法律法规文本上的权利规定与实践中的权利形式存在的差异较大,因此,如何解决城市社区治理中权力互动的困境,进而平衡社区中国家权力与自治权成为当前城市社区治理首要考虑的问题。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的院系治理现代化--基于权力互动矩阵网络的视角

推进院系治理现代化是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重要战略选择。权力互动矩阵网络是透视高职院校院系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视角,揭示出高职院校院系治理困境在于学术权力内外部互动呈现“中心-边缘”状态、行政权力内外部互动呈现“支配-依附”状态、民主权力内外部呈现“强化-式微”状态。可通过设定学术性发展目标、构建合理的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的权力约束机制等举措,形成院系治理权力运行的良性互动网络,实现高职院校院系治理现代化。

权利与权力互动视角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之道──基于温岭市“民主恳谈”介入信访工作的案例分析

社会转型期,许多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与政府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和滥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妨说,权力过于强势,权利表达渠道不畅,是近年来导致群众无序上访、缠访和信访量长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温岭市将具有"民意表达平台"之称的"民主恳谈"引入信访工作后,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增加了,积聚已久的怨气和愤怒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渠道;各级领导干部也从中受到了教育,他们不愿意听到群众在背后的责骂声;许多群体性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也因此得到了平息和化解。在此,笔者通过对几则案例的剖析,试图阐明这样的道理:(1)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势必进行民意表达机制的创新;(2)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只有通过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才能得以实现。

权力互动与基层治安秩序生成机制研究

治安的本质是社会控制。而抵抗是一种来自日常生活且用以逃避统治的艺术。控制与抵抗在治安秩序的生成过程中是对立统一的。L县春节禁燃禁放政策大致经历了起始期、过渡期、发展期、新常态期四个阶段。禁燃禁放政策的变迁历程表明了国家在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正日益从缺场转为在场。国家通过采用立军令状与大包干、软硬兼施、知识生产与话语构建、科技下乡等自上而下的控制技术,依托专项行动和运动式治理,总体上确保基层治安秩序处于一种刚性稳定状态。与此同时,在国家权力全面渗透和干预社会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假装服从、找上级反映、隐瞒、吐槽等自下而上的日常抵抗行动。从权力运行的微观视角出发,我们发现,自上而下的控制权力与自下而上的抵抗权力之间不断的沟通互动是治安秩序得以生成的必要条件。良好的治安秩序需在控制与抵抗之间达到平衡,并最终走向统一。

结构转换、权力互动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北仑区“三位一体”模式为例

社会基层管理体制的完善和创新是国家治理的保障和基础,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的经济水平、信息科技技术不断提高,社会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基层社会的格局和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增加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难度。本文以北仑区“三位一体”模式为例,讨论了结构转换、权力互动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应用。

权力互动视角下高校院系治理模式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发展与体系的愈发成熟,高校的工作重点与工作主体逐渐下沉至院系,使得院系成为当前高校发展的主要阵地。基于此,院系的治理体系调整与完善逐渐成为院系发展的重点工作。本文从权力互动的视角出发,通过建立基于权力互动的院系治理体系,以期实现院系各权力类型的良性互动,进而完善院系的治理体系,提升院系的综合实力。同时,本文还针对院系当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结构转换、权力互动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宁波市北仑区“三位一体”模式为个案的分析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应对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各种挑战,寻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突破,宁波市北仑区在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形成了以"区域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公共服务中心为依托、协商议事组织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文章以北仑区"三位一体"治理模式作为个案,围绕治理结构转换、权力互动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之间的关系考察这一模式的运作机理与实践成效;同时,从学理层面解读该治理模式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为地方政府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制度互动、权力互动与跨国森林治理

跨国森林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学者们对跨国森林治理的行为主体观点迥异,甚至针锋相对。全球管制政治学认为,跨国森林治理并不需要始终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当前全球治理的特点。但是,在全球治理不能超越国内政治的条件下,如何获得治理的合法性呢?本文认为,通过制度互动和权力互动能够使得认证标准和第三方认证的权力获得合法性。不过,这种合法性是全球治理与国内政治相互妥协的一种结果,这种治理也是全球治理与国内政治相互妥协的一种治理。

明朝中央与藏区地方权力互动中的藏传佛教高僧

明朝中央政府在治藏方针上实行"多封众建"、任其"自治"的方略,通过"分封"的形式来确定明朝中央与藏区各个教派和势力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思想上的绝对支配地位,推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贡市羁縻"的民族政策,在政教合一、僧侣社会地位极高、教派林立的藏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城市社区治理中权力互动的困境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的持续进行,日益深入的社会结构变迁造就了多元化的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的产生,也造成了社区建设的复杂性日渐突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精简、权力下沉及还权于社会成为必然选择与未来发展的趋势。从整体来看,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存在自治性不足、公共服务水平较低、解决社会冲突与缓解矛盾的能力不强等问题。这类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各治理主体,尤其是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公众、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机制不畅,而催生此类情况的原因在于法律法规中文本上的权力规定与实践中的权力行使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如何平衡社区中国家权力与自治权的关系,成为解决社区建设困境,理顺治理主体间互动关系和机制的核心问题。

大学共治的内源动力与价值取向——基于大学内部权力互动关系的分析

权力问题是大学治理的核心所在,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平等对话、双向沟通、良性互动等是大学"软治理"变革的重要基础。学科发展的复杂性、权力与生俱来的膨胀性促使大学内部权力形成了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密切关系。合作博弈是权力互动的价值取向,应当从治理控制论走向治理互动论,权力主体间应当寻求偏好的尊重、理解与转变,进而构建治理共同体。走向大学内部权力良性互动的治理理性只靠制度建设远远不够,还需要一种基于契约的新型信任文化的支撑。

从双重取径到权力互动:政治传播知识生产的“实践”转向

作为政治体系内部政治信息与权力意志的传递过程,政治传播已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尽管政治传播在政治科学与大众传播学为两端所构成的知识系谱中左右游移,但逐步通过“边界工作”确立了自身的研究领地与议题畛域,并在走出“选举中心论”与“技术中心论”之后,发展出以文化主义与回归历史为主的双重生产路径,通过“本土化调适”扩展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领地。在整合型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治理实践”,重申作为一种权力互动的政治传播,尝试指出基于治理实践的政治传播研究新路向,为进一步延展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知识生产提供“拼图”。

权力关系视角下在线教学师生互动的形成机制--基于三位教师的质性研究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教育部颁布了“停课不停学”的相关政策文件,全国各级学校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展开教学。本研究以三位中学教师为研究对象,基于权力关系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试图探究在线教学师生互动形成机制。通过对访谈资料的编码分析发现,线上教学因互动环境发生了变化,互动过程表现出了异化、错位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师生互动错位和不同步、互动较为表层化等。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论多元化的社会利益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影响

在当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态势下,利益群体已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各种利益集团以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同其他利益集团竞争,特别是对政府立法和决策施加强大的影响力、支配力.利益集团的社会权力同国家权力互动,是现代国家与社会新的权力结构重要特征.本文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中国的利益集团(一般社会组织、新型的社会阶层、特殊利益集团、权贵资产者集团以及黑社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分别作了论述.

“存量政治资源”与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

当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现代,政治权力必然由一体化混沌状态,转向日渐清晰的权力分化状态: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种权力必然存在"交往—互动",从而形成一系列差异性权力制衡形式。中国权力监督不可能照搬西方特定国家的权力制衡形式,而应充分发挥政治场域"存量资源",以"权利—效率间均衡"为价值导向,充实与发展两大支柱:人大制与现行八二宪法,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