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背信犯罪中“利用职务便利”的内涵阐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通过修改民营企业背信犯罪的刑法规制,旨在强化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但基于我国民营企业法律结构、经营模式与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的现状,合理合法的适用相应法条存在疑难。鉴于此,可综合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作人员职务属性的权力内核、背信行为侵犯法益的类型性分析,围绕民营企业工作人员职权的私法属性展开,将“利用职务便利”解释为对法定或约定的财物或事务的控制能力,将利用行为类型化为手段型利用与效益型利用,并结合直接利用与间接利用的行为外观区别于公职行为。对于背信行为的入罪标准与出罪路径,可在定罪与量刑时回归民营企业的“内向型”产权属性,尊重市场经济风险自负理论,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权力束视角下我国土地管理行为法权表达及意义——立足于《土地管理法》修改背景下的审思

澄清我国土地管理行为法权表达的混乱,应遵循法教义学的研究范式。基于规范性和法效性的考量,我国现行土地管理行为的法权表达应在科学整理法内部资源的基础上,作出符合体系性和逻辑性的解释,这是达至形式理性的内在要求。立足于法权规范视角,中国法语境下的土地管理行为是由内核性权力和配套性权力组成的权力束结构体系,前者是以实现土地资源属性上承载的公益目标而对土地资源进行管制的权力,主要包括土地规划权、土地用途管制权、土地开发许可权和土地征收权等权力;而后者是以保障土地管理制度能够有效运行而设置的,主要由土地登记权、土地税收权和土地监督权等构成。土地管理行为中的内核性权力是最能反映我国现行土地管理行为法权表达的本质性内涵,体现我国现行土地管理行为有别于其他行政管理行为的根本差异。我国现行土地管理行为的法权表达应被定位于土地管理的内核心权力层面。

内核-边层:可控的放权式改革——对中国改革的政治学解读

本文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因与进程来自于内部,来自于内核一边层权力结构的延续性。权力边层率先发起对统制主义的单一性体制的冲击。从改革的发生看,中国的改革属于放权式改革,只是在放权过程中产生了分权的后果。而放权式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是可控的,权力内核可以控制改革的速率和领域,从而避免改革可能出现的激烈震荡。改革后的体制创新,使权力内核和边层处于新的互动过程中。由于边层已发生重大变化,权力内核必须作出调适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