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关于村庄权力扩展性的讨论

构成当前村庄权力基础的因素不再是传统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也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力“组织网络”，而是权力的“利益网络”。问题是“利益网络”不能构成村庄权力稳定的基础，其要害在于单纯利益关系不能构成有效的社会关联。正因为这种有效的社会关联的缺乏，致使村民失去了对乡村干部和社会地痞的抵御能力，无论是行政的村庄权力还是自治的村庄权力，都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应对当前村庄权力利益网络这一事实，如何建构村庄权力的合法性，将成为农村可否保持稳定秩序的关键。

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的圈层结构及村治逻辑

国家资源下乡对于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但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角度来看,当前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精英俘获”现象的学术表达——圈层结构,却体现出资源分配的不正义,这也将加重国家自主性与地方自主性的偏离。通过对鄂西南W村实证研究发现,这一结构从分配方式来看,体现为村庄“权力精英”主导分配秩序。从分配原则来看,以再生性利益关系为主,原生性血缘关系为辅。从分配主体结构来看,形成了以村支书、“经济合伙人”等核心向普通能人、普通村民等表层递减的圈层结构。在制度、文化、技术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塑造了圈层结构的长期稳定“合法”存续。基于工具理性的镇村功利性关系,是其制度基础;村民对发展性谋利的高包容性与逐渐萎缩的公共性,是其文化基础;技术治理中的“合法”俘获手段,是其技术基础。这一结构是当前治理资源、文化网络、治理技术制约下的“权宜之计”。阐明圈层结构现象的学理成因,有助于从制度变革、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治理技术改进等角度,将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整合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寡头治村: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

寡头治村意味着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在村级治理实践中,笼罩性的私人关系网络和垄断性的公共资源分配构成了寡头治村的核心特征。通过建构治村的合法性话语,以及笼络分散的地方精英,寡头实现了专断权力的再生产。乡村治理中的灰色利益、乡村关系中的政治合谋以及村庄社会的低度关联为寡头治村提供了必要空间。寡头治村塑造了私人性的村庄秩序,给村级治理带来了不良后果。将村级治理寄托于寡头的善意是不现实的,党和国家要激活村级组织的公共性,实现村级民主化治理。

项目下乡后村庄秩序的再审视

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资源输入和规则引导,重构了村庄内部的治理秩序。资源和规则下乡之后改变了村庄权力的运作逻辑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构建起了村庄内部的“权力-利益网络”。村干部稳定的周期性选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项目运作的封闭化是村庄内部“权力-利益网络”的外在特征。信息分享构建起的关系网络,利益让渡推动的秩序运转,责任形式化形成的自主秩序等催生了村庄内部的新秩序。项目下乡推动村庄发展的制度设计,同时形塑了村庄内部社会秩序。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富人治村与悬浮型村级治理——基于浙东山村的考察

税费改革之后,"富人治村"成为村级治理的普遍模式。脱嵌于村庄政治社会结构的富人老板,有较强参与村庄政治的动力,通过策略性竞选方式进入村庄权力结构的核心,形成对村级权力的垄断。富人治村既是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果,也是国家政策调整及基层治理变迁背景下兴起的村级治理新模式。与传统的村庄内生精英治村不同,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主体脱嵌于村庄社会、治理方式行政化、治理资源外生性、治理目标的弱治理面向等特征,形塑了悬浮型村级治理的新样态。它造成了村庄的政治排斥、日常治理的去政治化,权力利益网络的重构。基于此,在富人治村模式中应当探索新型群众参与机制,找回群众,重塑基层治理的群众路线,推进基层民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