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权力问题的外部性分析及其规制策略研究

高校权力问题及其规制是大学治理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为揭示和阐明高校权力问题的基本规律与底层逻辑,将经典的外部性理论引入大学治理情境,提出并建构了集叙事和诊断于一体的高校权力问题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认为,权力负外部性影响了高校办学资源使用效益、降低了大学治理效能,是引发高校权力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了有效规制高校权力问题,需要构建高校党委权威领导下的跨权力协调机制。基于OECD提出的跨权力协调分类方法,结合我国大学治理实际与权力外部性分析,将党委权威领导下的跨权力协调机制丰富为一致性机制、结构性机制、程序性机制和补偿性机制四个组成部分。

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异质主体间权力耦合协调研究

当前,我国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大力鼓励产学研创新,推进资源互补和协同优势。但高校和企业基于不同的优势资源,产生权力不平衡和博弈等现象,无法有效解决“卡脖子”技术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本文从权力的资源基础角度,将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的权力解构为高校的知识权力和企业的市场权力,进而以31个省份2013—2020年数据为例,构建企业、高校两大权力子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实证测度我国不同省区产学研合作创新权力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相应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从权力视角看,我国产学研创新耦合协调总体处于中低水平;各省份耦合协调发展状态空间差异明显,但两大权力子系统间相对发展状态整体上处于市场权力滞后知识权力的状态;产学研合作创新权力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间的差距。本研究进而从权力协同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平衡高校知识权力与企业市场权力,推动产学研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制度设置、权力协调与资源分配: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向度——社区治理的“百步亭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制度设置、权力协调与资源分配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向度。制度设置的现代化不仅要求国家层面加强法制建设,还需要基层社区不断健全"村规民约",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的良好格局;权力协调模式的现代化要求政府适度归还社区治理的权力,实现对非政府治理主体的赋权,改变社区治理中政府权力一家独大的现状;资源分配体系的现代化则要求社区在实现治理资源共享的同时,提高对治理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治理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社区居民。社区治理的"百步亭经验"成功地践行了这三个基本向度。

权力协调:高校章程的核心价值——以高校“去行政化”为例

章程建设是政府对高校"去行政化"呼声的一种制度回应,同时也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法制保障。章程不仅是分离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制度安排,更应是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制度设计,其核心价值不是分离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从而达到"去行政化"之目的,而应是促使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在高校权力运行中和谐共生,从而保障高校的和谐发展。

高校二级学院院长的权力类型及协调——基于高校管理重心下移的思考

伴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作为办学实体的高校二级学院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学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职能得到进一步增强。作为学院实际领导者的院长,在学术工作、行政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由此成为学院院长拥有的主要权力类型。学院院长权力的多重性决定了院长角色的多样性。学院院长必须内外兼修,提高自身素养;同时也要协调好自身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担当好行政领导与学术领导的双重角色。

试论高校权力结构失衡与协调问题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遇到了一些障碍,如缺乏一个自由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和独立、自主、自由的内部学术氛围,其主要原因是高校内外部权力结构的失衡。从管理学视角分析,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政府与高校管理上的错位,致使高校缺乏改革发展的外部压力;同时,在高校内部存在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现象,致使高校缺乏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构高校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使高校权力结构得到有效协调。

常态化防疫背景下社区内部治理中的权力制衡与协调

社区治理包含政治领导权、行政管理权、民主监督权、协助管理权等多元权力结构体系,需各个权力主体在和谐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协同治理的制度框架。随着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状态,社区防控管理体系正在面临着一些挑战,在现有的制度框架的权力关系中,存在着政治领导权力与行政权力处于强势地位,居委会的行政化,社区自治权力弱化的冲突与失衡现象。为此,规范各项法定权力的行使,制定相应的监督措施,促进社区疫情防控治理体系中各个权力的良性互动,有助于逐步完善我国社区基层治理体系。

论市场监管权与综合行政执法权之协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多个领域的市场监管,同时将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与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予以明确。市场监管与综合行政执法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分道重组的两类行政权力,同样需要协调,而其协调首先起步于两类权力所依托的法治保障之间的区别。市场监管权力改革的法治保障呈现系统化趋势,而综合行政执法更多通过“文件”进行权力划转。市场监管与综合行政执法的权力协调首先应考虑进一步组织化、法定化,同时拓展联合监管的适用,并补强市场监管等业务职能部门向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划转。在此基础上,中央和地方都应进一步通过立法明确各项权力的去留,更深刻关注行政处罚法等新法的内在精神,多层次倒逼各方加强执法保障,实现权力协调在各层面的综合效应。

平衡或抑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检察机关抗诉权之冲突与协调

在新民事诉讼法加强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保障的情况下,当事人申请再审与检察机关抗诉在再审程序中的权力配置如何协调,是当前解决申诉难、申请再审难所应正视的问题。本文试从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历史渊源入手,结合再审程序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借用民事诉讼结构平衡理论和博弈理论,对申请再审权与抗诉权之间的冲突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西方分权制衡理论演进的特点

分权制衡理论是西方近代时期出现并发展完善的一种政治理论。西方分权制衡理论的演进大体上呈现三个基本特点:第一,从主张立法机关对其他权力机关的单向制约发展为强调立法机关与其他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第二,从忽视不同权力机关之间的力量平衡发展到注重各种权力机关之间力量的相互平衡;第三,从单纯考虑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制衡发展到权力制衡与权力协调并重。

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的协调

社区是城市构成的基层和主体单位,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是否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关系到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和居民利益在多大程度上的实现。社区管理离不开管理主体,管理主体角色定位的混乱、机构分工的重叠、人员素质的差异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协调并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社区管理主体权力的协调实质是在城市社区空间中对执政党权力、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三者关系的协调,并由此出发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权力互强,推动三者的良性互动。

论新时代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完善与发展

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由监察委行使,检察机关享有的检察权也随之面临着调整。检察权的调整完善目前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检察机关是否需要对监察委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监督、检察机关仍然保留的公诉权和检察监督权是否需要进一步改进等。通过探索域内外检察权随政治需要、职能变化和机构改革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演进脉络,可以从权力分化和权力的协调与平衡的角度思考我国检察权的完善思路。完善措施具体为:在监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初期就进行监督,设立相应的监督部门;在完善公诉权方面,借鉴外国的辩诉协议制度完善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在完善检察监督权方面,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发展和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我所了解的“文明的冲突”

我所了解的“文明的冲突”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倪世雄《文明的冲突》一文是美国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主持的“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国家利益”研究项目的直接成果。我第一次听到他阐述这观点是１９９３年２月在卢森堡举行的...

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的协同治理研究

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协同是对金融立法供给不足和金融监管周期性循环的回应性创新,也是金融司法功能扩张以提升金融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无论是个案审理中法院尊重并认可监管政策的金融司法监管化模式,还是法院主动与监管机关合作的金融司法协同平台化模式,都在金融政策从“重效率的弱监管”向“重安全的强监管”的切换过程中发挥了稳定金融秩序的积极作用。然而,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协同的边界模糊和程度不明,导致金融司法的稳定性、谦抑性、独立性品质被减损。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的协同应当建立在恪守金融司法个案判断的权力本质之上,客观中立地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权衡,促进司法权与行政权双向协调运行,注重个案之内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衔接,强调个案之外的数据治理和司法建议的落实,推动协同治理走向制度化。

正确认识和驾驭高等教育中的市场力量

突出市场力量已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势和一大方向。高等教育中的市场力量是随着高等教育活动范围和功能的拓展而逐步显现的。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市场力量逐渐增强的情况下,应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权力协调、核心价值、教育关怀、弱势补偿和质量保证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