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SM方法的民营企业权力变更R&D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民营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市场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PSM模型实证检验民营企业权力变更引发的企业R&D效应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权力变更对企业R&D效应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企业高层领导权变更三年内,R&D投入强度平均增长24.04%;通过分别考察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权力变更对企业R&D效应的影响,发现尽管家族企业R&D投入普遍低于非家族企业,但是家族企业权力变更的企业R&D升级效应明显优于非家族企业,意味着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时期的权力变更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中日关系的战略未来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变更将会导致国家战略行为的变化,这是国家为了安全利益而必然采取的“自助行为”。新的战略选择可以包括“制衡”、“搭便车”、“推诿”或者变成更为紧密的“合伙人”。通过考察和分析近年来的中日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决定一个国家对权力变更采取战略选择最重要的变量是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并非对权力变更后的“威胁”知觉。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日关系“复杂化”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更,而是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联美抑中”的战略选择。它不仅导致了中日关系中“权力因素”与“认同因素”的恶化,也为日本政治精英追求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崛起”提供了条件。

从讲座制到系科制:欧洲大学内部管理权力的变更

讲座制继承了中世纪大学教授治校的传统,19世纪德国大学使讲座制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欧洲许多国家的大学采用了讲座制。由于讲座制使教授的权力过于集中和僵化,不适应大学规模的扩大,20世纪60年代后日渐衰落,逐渐向系科制转变。随之,欧洲大学以教授为重心的管理转向以校、系为重心的相对高效的管理,完成了大学内部管理权力的变更。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中美在全球卫生安全中的权力变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不断蔓延,中国对外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援助与物资供应维护了众多国家的卫生安全。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上显现出实力要素构成比例失调下的权力变更。由于中国在中低端医疗产业链上具有相对优势,其在抗疫过程中所展现的政府有效性更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在维护全球公共安全领域的短期领先地位。在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大背景下,权力变更正在改变涉及核心利益"低阶政治"领域的权力可让渡性,并激发守成国(美国)采取一系列旨在维持自身优势的预防性行为,客观形成对崛起国(中国)的遏制。不同于传统的权力转移,政府为主所引导的权力变更能否稳固,依然存在可替代性、短期性、可逆性三种风险,这种权力变更也进一步加剧中美两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安全困境。

“安史之乱”爆发原因再探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以往有昏君奸臣说、外重内轻说,有各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总爆发说等等。笔者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还有其政治学上的原因,比如权力的变更等。虽然“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状况反差极大,却并不排除一些偶然因素,诸如人事的变更等等在起作用。

试论“颜色革命”的原因和实质

“颜色革命”是苏联解体的延续,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进一步“消化冷战成果”的战略步骤。这场争斗包括两方面,一是这些国家内部当政者与反对派之间的,一是美俄之间的。无论从哪方面看,争斗都远远没有结束,独联体的“颜色革命”问题并没有最终划上句号。

略论《雪中猎人》的极简主义风格

美国"极简主义"作家托拜厄斯.沃尔夫的短篇小说代表作《雪中猎人》,讲述了三个性情迥异的朋友雪天猎鹿的故事。小说表现了背叛、谎言和抛弃的主题,但推动叙事进程向前发展的主要线索,是男性亲密同盟的重组和个人权力关系的变更。作者在白描的叙事风格与丰厚的叙事意义之间、在叙事进程的节奏和读者期待之间制造张力,影响了读者对人物、行动、主题、伦理、情感等的反应和阐释,刺激读者主动参与到简洁明快但富有暗示的文字游戏中,在隐喻的语境中积极构想作者的叙事意图。猎鹿之行实际上是男性亲密友情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象征性经历,旨在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