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展演·视觉修辞:政治权力合法性形象构建的仪式逻辑——基于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的审视

象征化、程式化、规范化、周期化的政治仪式,借由内部“基本装置”及外部媒介传播渠道的加持,在循环往复的符号展演实践中,凝聚了社会政治力量,强化了民众对意识形态、政权制度、政治权威的认同,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形象构建的优先场域。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作为观测窗口,围绕仪式空间、仪式流程、仪式人物三个维度对政治权力合法性形象建构逻辑进行审视,应从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在集体记忆的仪式复刻中凝聚政治情感,拓展政治仪式形式及内容、提升主流价值传播效力,科学谋划仪式操演实践、强化国家话语力量等三个层面着手,有效发挥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框架”的政治传播效能。

德性政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权力合法性的再造

14—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大量的文本信息都涉及了德性这一主题,人文主义者以德性为中心展开的政治思考可称作“德性政治”(virtue politics)。通过研究“德性政治”的思想渊源及功能价值可以发现,德性是人文主义者政治价值观的主导。在德性政治的统摄下,人文主义者一方面为彼时带有头衔缺陷的统治者寻求合法统治的新依据,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新古典主义荣辱观呼吁统治者重视道德教化的力量,希冀在全社会形成一套以德性为标杆的社会价值认同体系。

从工具合法性到价值合法性——我国权力合法性的价值范式转型

权力合法性一直是敏感而又热议的话题。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衷于政治学探究,忽视了伦理学关怀;在谋求合法性的方式上,则倾向于工具合法性,忽视价值合法性。事实上,权力合法性问题也是个伦理学范畴,在权力合法性的谋求范式上,不仅有工具合法性,还有价值合法性。但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往往侧重工具合法性,忽视价值合法性,其结果便是造成一种"政绩困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践行的主要是"绩效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以工具合法性为主导,在带来经济社会巨变的同时,也遭遇了"政绩困局"。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价值范式转型,即从工具合法性转向价值合法性,实现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齐驱并进的壮丽景观。

灾害引发的社会风险对权力合法性的挑战及其对策

现代社会中灾害及其所带来的巨大风险都具有社会属性,政府积极、有效应对灾害及其社会风险的能力是对其自身合法性存在的证明。"失效的组织"会放大灾害后果,引发社会危机,进而引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质疑。如何应对灾害、降低社会风险涉及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生活保障水平是应对灾害及其社会风险的有效途径。

多元社会的政治对话与权力合法性

在现代多元社会,不同政治派别、群体持有不同的广包学说,共存于一个社会,其稳定性的基础是建立在公共理性上的超越具体善观念的重叠共识。阿克曼认为,达成共识的必要方式是政治对话,通过对话求同存异,以证成权力的合法性,解决共同生存的问题。对话的根本要求是超越各方所信奉的道德真理和价值的中立性,因而需要避免直觉主义和内心独白式的思维方式,还要防止预设一种所有人都认为是最重要的价值来压倒对手的"优胜策略",和要求把不同观点转换成一个经过特别处理的评估框架的"转换策略"。约束对话的原则是合理性、一致性和中立性,通过以理服人和逻辑自洽来说明自己在分配资源上的正当性。对话的中立性并不意味着无是非观的道德相对主义,而是体现了正当对善的优先性,而各方共同持有的正当性观念才是对话得以开展的根本保障。中立的政治对话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和社群内部,也适用于国际社会。

全球化时代何以“重构民族国家”——国家权力合法性与国家能力建设析论

鉴于目前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承担的文化职能和所处的利益分配格局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讨论如何通过"重构民族国家"来让民族国家适应全球化发展,要比"反对民族国家"更具现实意义。国家权力合法性建设和国家能力建设是"重构民族国家"的两个向度。就前者而言,可以通过寻求个体双重身份间的平衡来重构国家权威,确保民族认同国家;就后者而言,可以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进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维度进行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建设,在国家与国际体系关系维度进行国家应对全球竞争与挑战能力建设,以此重构国家与社会、市场、国际体系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建设,进行理论与实践多个层面的探索与实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合法性基础的不断变化,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开始了新的全方位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宪政制约: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制度基础

一、宪政制约对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意义合法性在英文中称为legitimacy,意思是指合乎法律的(lawful)或法治的(legal).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换言之,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在对社会进行政治统治或政治管理时是时何以得到社会和民众认可的问题.合法性是在政治权力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形成的,一方面。

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合理调整

任何政治权力系统都必须建立在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上 ,方可得以稳定和巩固。我国国家行政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是权力来源于对人民利益的实现能力和程度。我国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经历了稳定、危机显现、合理调整的发展历程。

论权力之善与权力合法性的内在契合

权力之善是权力的设置与运行有利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是权力与道德之善的有机融合,表征着权力的善与文明。权力合法性是被客体所认可的权力的正当性与道德性范畴,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权力之善与权力合法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契合,其从形式和实质性双重维度佐证着权力的合法性。一方面,权力之善能够有效调适各种利益关系,奠定了权力合法性的现实基础;同时还表征着权力的有效性,契合了权力的形式合法性;另一方面,权力之善的价值内核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正义,是正义返魅的过程,契合了权力的实质合法性。权力善治从政治实践维度将权力之善与权力合法性联结起来,权力善治展开的过程就是权力之善与权力合法性的生成过程。

权力之善与权力合法性的内在契合向度

权力之善是权力的设置与运行有利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是权力与道德之善的有机融合,表征着权力的善与文明。权力合法性是被客体认可的权力的正当性与道德性范畴,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

阳奉阴违?非对称权力渠道中的弱势方行为研究——基于权力合法性的视角

作为非对称权力营销渠道中数量占优的一方,弱势方对强势方权力行使的合法性感知和行为反应是影响渠道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观察者视角的合法性理论,探究了权力合法性对弱势方行为反应及营销渠道绩效的影响机制,试图从合作(服从)与非合作(机会主义行为)两个角度全面描述弱势方行为。通过对283家样本企业的观察,本研究证明了权力合法性对弱势方行为反应及营销渠道绩效的影响机制,同时观察到了权力合法性对弱势方服从和机会主义行为的不对称影响关系,并证实了“阳奉阴违”(高服从和高机会主义行为)现象的存在性及对渠道绩效的影响。

权力合法性危机及其伦理实质

权力合法性危机是政治哲学的前沿问题。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注重于政治学视角，而忽视了权力合法性应有的内核——伦理因素。事实上，在诱发权力合法性危机的众多要素中，伦理因素极为重要，可以说权力合法性危机也是权力道德危机。

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对权力的质疑必然导向对权力合法性的理性思考。权力合法性的形式要件,在当代只可能表现为人民通过宪法来配置国家权力,权力获得与运行均依据宪法。权力合法性的实质要件,就在于权力制度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以保障人权。

学术权力合法性危机与大学组织结构变革

我国大学行政化泛滥、学术权力式微,深层次原因是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动摇,引发了合法性危机,以致被迫让位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危机源于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而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又是由整个社会组织系统的变化引起的。学术权力与大学组织结构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被规定性,因而,要解决合法性危机,彰显学术权力,必须着眼于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

论曹魏权力合法性与思想演变的关系

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与思想演变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曹操执政时期,其权力合法性存在很大的危机,执政者加强控制,士人不得不在观念上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在魏文帝、明帝时代,权力合法性危机得到缓解,政权内部集团的势力相对平衡,总体上为玄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司马氏专权时期,其僭越的权力形态寓含着合法性危机,使其加紧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玄学的思想活动失去了自由的环境,魏晋玄学至此告一段落。

政治文明视野下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理念变迁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执政的基础和前提。在人类政治文明中,政治权力合法性理念经历了从天命论到人民主权的变迁。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这一基础的体现。因此,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也在根本上促进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

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 ,转型造成经济利益分化 ,社会结构变化 ,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国家的社会职能 ,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为指导 ,拓展理论与实践的空间和领域 ,重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实践

一、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困境行政权力究竟是“权力扩张的天然冲动”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使其陷入合法性困境？（一）行政权力过度强化。（二）政治合法过度突出。（三）资源分配过度依赖。（四）科层管理功能失调。

“侵入”还是“渗入”:职业经理人团队进入后的变革逻辑与合法性确立

通过案例研究,深度解析了一家高科技企业生产部门的3次变革经历(其中两次是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较成功地推动了变革)。基于合法性理论视角,归纳出经理人团队变革实施与权力建立的动态演变机制,提炼出"侵入式"和"渗入式"两种变革逻辑,并进一步建立"环境-资源-变革"匹配模型解释两种变革逻辑的适用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