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财务治理中的工具性权力和契约性权力

高校财务治理过程中的工具性权力和契约性权力是两种重要的权力作用机制,二者在权力来源、本质或目的、基础和前提、实现方式及结果等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别,在它们的作用下,从外部引进的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偏离设计初衷,从而不能达到制度预期的效果。充分认识这两种权力作用机制有利于探索出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的财务治理模式。

论国际政治权力的目的性与工具性

本论文剖析了国家政治权力概念、权力来源、权力目的性与工具性。除了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界定的权力来源外,"软实力"和"政治行为体的叛逆行为"也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际政治权力的本质即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维护工具即是国际政治权力。国际政治权力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双重特征。

“监控资本主义”理论评析

在资本与数字监控技术的共谋中,“监控资本主义”这一资本主义新变种产生,并引发了数据剥夺、信任危机、监控霸权等系列问题。以肖莎娜·祖博夫为代表的诸多西方学者开展了对监控资本主义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四点:第一,在运行基础层面,监控资本主义以免费数字劳工为剥削对象,以行为剩余为剥削内容,通过算法式生产不断推动监控数据商品化,以此实现资本增殖。第二,在基本特征层面,监控资本主义呈现出循环商品化、高度寄生性和全景监控式特征。第三,在灾难后果层面,监控资本主义使个体沦为资本增殖原料并借机瓦解人的主体性,其反民主特性对人类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第四,在替代方案层面,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主张以“新工人阶级”为政治主体,在重塑互联网生产关系与确立社会主义隐私理念的过程中实现共产主义愿景。总体而言,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数字时代的生命力,有助于识别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然而,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在未能触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前提下思考监控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难以找到真正的革命主体,这些根本缺陷注定了其只能是一种理论空想。

培训广告的社会学分析

在现代社会的'广告风景画'中,培训广告虽是'后起之秀',其风头之劲,却丝毫不亚于其它广告.培训作为教育投资的新热点,因其投资回报快而格外受青睐.中国加入WTO之后,无数国外培训机构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国内大量社会游资也纷纷投向这一'朝阳产业',大有'群雄逐鹿'之势.市场竞争的加剧理应让消费者受益,然而,面对大量'自吹自擂'、'荣誉堆砌'的拙劣虚假广告,消费者却更加迷茫了.

法语义学:道德羼入与语义歧变

借鉴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杜赞奇"文化权力网络"理论、格尔茨"道德互动"理论,以"衣冠禽兽"成语为实验文本,解释法律与语言道德互动的共时表象与历时脉络,求证法律语言与纯粹语言学之间的本质区别,说明法律语言并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普遍交往",而是一种象征性权力工具,进而主张道德羼入既是法律与语言互动的前提,也是促使法律语义发生歧变、改写的动因和扭力。

商代舞人考论

长期以来,商代的舞人被认为就是与周代相同的“乐人”“舞乐人”或“乐舞奴隶”。其实,殷商时期存在专业舞人和舞人管理人,在殷墟卜辞中分别记作“万”和“萬”。作为同音异形的“万”和“萬”,在字形来源上并不相同。“万”字形来源于“方”,字形的背后是征战俘虏;“萬”字形则来源于“蝎”,字形的背后是凶狠习性。“万”是对商代一个极其庞大的由奴隶和自由民组成的专业跳舞人群的专称,包括专门分工的宫(家)万、饰(丝)万、童万和女宫(家)万、女饰(丝)万、唱万;“萬”则是“万”的管理者,包括索萬、河萬和童萬。在殷商甲骨文中,“万”是舞人的合文,“萬”则是“万”的管理人的合文。周灭商后,随着礼乐制度的建立,迫使“万”作为舞人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仅在中央政府以外的地区和民间,存有一定的遗响;而“萬”作为舞蹈管理人,更是因制度的改变而烟消云散。“万”字的构成和专业舞人的诞生,代表了中国舞蹈的第一次高峰,也是殷商王室权力统治的象征。由庞大的“万”组成的舞蹈群体,用自己的身体行为创造了商代辉煌的舞蹈历史。

数字时代监控资本主义重塑“资本权力”的政治叙事——基于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思想

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思想是科学诊断数字时代监控资本主义权力运作的有力武器。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资本是一种支配一切的权力。在数字时代,监控资本主义进一步延续了资本的权力属性。具体而言,监控数据的资本化夯实了监控资本权力的剥削基础,全景监控的覆盖加快了监控资本权力的透明化布展,意识形态的迷雾强化了监控资本权力的隐匿化渗透。凭借对数据资本和监控技术的垄断,监控资本权力要求个体生命、社会秩序等按照资本意志进行单向度地改写,妄图使自身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如此一来,劳动者被围困在监控资本权力的牢笼之中,社会公共领域的信任危机不断涌现,监控帝国主义形态逐渐浮出水面。面对监控资本权力的急剧扩张,必须充分发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数字资本的发展和规范两手抓,有效避免监控资本权力的渗透及其危害,推动构建数字文明新形态。

美国海外市场开拓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一带一路"战略如果把目标局限在"输出过剩产能",将难以获得来自目标国国内稳定而持久的支持。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有效实施了海外市场开拓。将国内市场作为对外权力工具,是美国海外市场开拓战略成功的关键。它有效撬动了拉美等周边国家的市场;塑造了目标国国内集团偏好;并以点带面,带动了二战后全球市场的形成。这对我国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开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需要"输入产能"与"输出产能"并举;需要重视目标国的"战略支点产业",形成对"一带一路"战略由内而外的支持;需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市场作为战略腹地。

浅析伊安·巴伯技术的社会建构思想

伊安·巴伯认为技术乐观主义把技术看作解放者,未考虑环境代价和人类风险问题,而且导致政治与经济权力集中;技术悲观主义则把技术看作是对人类的威胁,是一种独立自主和不可控制的力量。巴伯提出关于技术的社会建构思想,认为技术是一种权力工具,支持语境论的技术观,即在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并坚信技术转向人类基本需求的可能性。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原理

新现实主义秉承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基本上否认国际法之于世界政治的独立性,认为国际法只是国际权力结构的附属品,其对国家行为的制约作用也是边缘性的。在该学派中,进攻性现实主义给国际法提供的空间比之防御性现实主义要更小。在有限的空间内,新现实主义也发展出了有关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理论,其中,霸权稳定论、防御性地位论和工具性权力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有关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三种具体理论。应言之,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批判以及在有限范围内和有限程度上承认国际法作用形成的理论,对挖掘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研究原理,具有特殊的意义。

参与全球治理:中国跨国企业的角色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政府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中国的跨国企业不能缺位。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论是作为"被治理者"、"治理者"或者本身成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机制,跨国企业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不断加强。这种新的现实要求中国跨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唯此才能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对政府在国际社会治理方面推动中国方案起到支撑作用。中国跨国企业参与全球治理必须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强化自己的工具性权力;加速推进国内行业标准统一与升级,与行业主管机构等通力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修改和制定,提升结构性权力;要同各国政府和工商界形成良性互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媒体企业应加速国际化,提高话语性权力。